在过去一代间，世界政治中的趋势一直是削弱国家。这一趋势有着规范性和经济的原因。在20世纪，多个国家太过强大：它们专横地对待民众且侵略邻国。有些国家虽然不是独裁，但仍然因为国家范围过大而阻碍经济增长，使得各种机构功能失灵且低效。因此，这一趋势是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转向市场或者公民社会去激发出其该有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通过提高信息、资金以及（在略低的程度上）劳工的流动性，已削弱了主权民族国家的自主性。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去的。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缩小民族国家范围的议程仍然在日程上：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日本的经济停滞，以及21世纪出现在很多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危机，都跟这些国家在经济范畴内的过分监管和国家干预有关。
对于后9·11时代来说，全球政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如何削弱国家，而是如何构建它。对个别社会和全球社会来说，国家消亡不是乌托邦的序曲，而是灾难的前奏。贫穷国家面对的至关重要、抑制它们经济发展可能的问题是，它们制度发展的程度太低。它们不需要范围广泛的国家，但需要在有限范围内强大而有效的国家。
在国际体系中，国家由于多种原因饱受攻击和侵蚀。在整个欠发达世界，国家都非常软弱，冷战结束导致从欧洲到南亚出现了一大批失败和陷入困境的国家。因为战争冲突和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以及滋生可以进入发达世界的新恐怖主义，这些软弱国家已构成了对国际秩序的威胁。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构建强化这些国家，已成为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极少数发达国家才有这一能力。因此，如何做得更好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所在。
虽然我们并不想回到大国冲突的世界里，但我们确实需要充分考虑对于权力的需求。国家且只有国家能够做到的，就是集体地、有目的地部署合法的权力。无论在国内强制执行法治还是在国际上维护世界秩序，这股力量都是必需的。那些鼓吹“主权的黄昏”的人——无论他们是右翼的自由市场派还是左翼的坚定多边主义者——都必须说明在当今世界用什么能取代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力（参阅Evans 1997）。实际填补这一缺口的是五花八门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犯罪集团、恐怖组织等等，它们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权力，或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但很少能同时两者兼备。倘若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回到主权民族国家模式，并再次试图了解如何使之强大和有效。
另一方面，我们说起民族国家就能联想到的那种传统的军事强国，显然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其他类型的软实力也很重要，譬如国家构建，在这一点上欧洲人是对的。国家必须既能够在本国边界内，又能够到其他混乱和危险之地构建国家制度。在过去的几年中，它们往往只会侵入国家，并将其添加为帝国的行政分支。现在，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正在推动民主、自治和人权，任何统治他人的尝试都仅仅是过渡性，而不能作为帝国的野心。欧洲人是否比美国人更懂得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国家构建的手段将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部署传统军事力量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