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然的生活
甘地说，毁灭人类的有七件事：一，没有原则的政治；二，没有牺牲的崇拜；三，没有人性的科学；四，没有道德的商业；五，没有是非的知识；六，没有良知的快乐；七，没有劳动的富裕。我不敢说这七件事将毁灭人类，但它们千真万确，会而且正在一点点毁灭我们的生活。而如果需要有第八条，我愿意加上“没有自然的生活”。
这些年，南北西东，颠沛流离，因为学习、工作或旅行的缘故，我走过一些地方。然而我能梦到的地方却只有两处，一是我在中国乡村的老家，另一个则是法国巴黎。我无法解释其原因，但在现实中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二者的共性，即它们都流淌着一种悠闲的乡村主义。而这种乡村主义，恰恰是现代化、城市化不可或缺的。
我曾说我在巴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运。我同样怀念生命中有那样一段时间，在我还是一个乡下孩子的时候，还不必为未来的高考忧心熬夜的时候，我能够静心静意坐在山里写诗，能够终日游游荡荡，空空荡荡。虽然大人们会觉得我为此荒芜了不少岁月，包括后来的我也曾这样认为。但是，如果生活不必抱着太多的目的，这样的时日又是何等宝贵！虽然此时你的人生可能一筹莫展，但你可以年复一年地亲近自然与生活，亲近阳光与泥土，可以轻松地做一两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有一群朋友。
我时常懊恼自己生活在城市，不仅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森林。对于许多人来说，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过关游戏。参与游戏者不舍得放弃已经得到的，还要为新的奖励不断过关。任凭工作劳心劳力，永无闲暇。我无法像梭罗那样把清晨的散步当作是对一天的祝福，我不得不把我的散步安排在失眠的夜晚，准确说是安排在自己的床上，从床的左侧散步到右侧，从右侧散步到左侧，辗转反侧。
更多的情形是，人们似乎只能通过消费来安排和丈量自己的人生。他们每天忙着赚钱，抱怨平时锻炼太少，然后打车去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把赚来的钱花掉。
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
某男出差宿酒店，遇两美少妇，色心起，又恐美人非妓贸然求欢遭拒，思良久而默记其门号。至午夜，电话其房需服务否。答然。男奋而前往，缠绵达旦，得千元而返。
对于这个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我的理解是，现代人被消费主义诱奸了却浑然不觉。
另一个真实的笑话是，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表示：“中国应当先把人口控制在15亿左右，先控然后再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快地递减人口，递减到5亿左右。那么才能在一百年内赶上发达国家。”这个追求“人均国力”的治国方略不可不谓疯狂。这位院长不知道，若真要为万世开太平，最好是一个人也没有。马克·吐温不是说过吗，人是会脸红的动物，也许是唯一需要脸红的动物。
不得不说，这个浮躁的年代正感染着一种致命的急功近利主义。我说“庸俗革命家”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的一切成果，所以不惜拔苗助长，或者通过“纸上天堂”来麻痹和鼓舞自己。其实，今天“庸俗建设者”何尝不是希望罗马在一夜之间建成？每个人都急于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所有的成就，希望所有付出都立竿见影。革命也罢，建设也罢，国家理想也罢，个人理想也罢，这一切，本该以自由而美好的生活为追求，舍此，意义何在？
乡村是一种慢的能力
1946年，储安平在他的新书《英国采风录》里对英国赞叹有加，相信“英国即乡村，乡村即英国”。那里不仅城市里充满了各种乡村元素，如花园、草地、树木、河流，而且住在城里的人也会不断地回到乡村透一口气。除了普通人，政治家也会将返乡当作其重要的生活。
一个政治家在周末到乡间去休息一天，所得的好处，亦无可估计。无论是他的身体、智慧或者良心，都可以有一段较为和平的时间，让它们得到适当的休息、补充和反省。安静的周末使他六天来疲乏的精神稍得恢复，使他六天来脑子里的种种渣滓得到排泄清滤的机会，同时他也有余暇发现自己的过失，重新安置他心灵上的天秤，使情感与理性得到应得的平衡。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发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停下来思考“高铁大跃进”，而在这一年多以前，《新周刊》曾经做过一个叫“急之国”的专题，批评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慢的能力：他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在顾此失彼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单向度推进下，中国人是活得越来越不耐烦了。几代人建设一幢房屋的耐心没有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诗意没有了，责任心也没有了。谁需要大树，谁就花钱请人到别处去挖。谁需要乘凉，谁就买个电扇回家。在巴黎，我会看到法国人会花几年时间为巴黎圣母院修葺外墙，若在中国，以中国人的“拆哪”本性，恨不得把它拆了重盖一个新的。中国没有天才乔布斯，那就通过加大政府的施肥力度，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亩产万斤乔斯”。
在农村本是最有条件慢条斯理地建设的。相较城里的快节奏，我所体会的乡村生活原是另一番景象。当你行走于田野，这里上接天，下接地，中间是与你共生的万物。你不会因为老牛走得缓慢而沾沾自喜，也不会非得撵上一只奔跑的野狗来证明自己的速度与价值。走自己的路，让万物生长吧，你也在按你的节奏在生长。当你把种子埋进地里，除了浇水施肥，你知道安心等待，而不必心急如焚地蹲在地里等待“第一桶金”，等待成功。只要时间到了，它自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告别革命的年代，当前急功近利的现代化与城市化也在使乡村一点点沦陷。新农村建设本该体现的是政府“改造农村的决心”，然而我看到更多的却是政府“改造农村的手腕”,即事无巨细，一管到底。谈到相隔不远的婺源农村，有官员曾向我这样感慨：我们这里与婺源的建筑风格相近，风景也差不多，只不过婺源发展得慢一些，一些好东西保留下来了，现在反倒成为一种难得的风景了，加上铺天盖地的油菜花，婺源便成了“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相较而言，本地原有的农家屋舍，早被拆个精光。
法国大革命的一半问题出在“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现在农村有一半问题则出在“你不要城市化，我强迫你城市化”。政府若有心建设新农村，为什么不掏钱让农民自己来建设？为什么不尊重农民自己的审美需求？为什么不将土地永久性地还给农民？种种逼迫与敷衍的背后，关键仍在于政府热衷于控制社会的自我生长，求慢时削足适履，求快时拔苗助长。而历史一次次证明，一个好大喜功、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对社会所带来的破坏，将远大于浮躁的社会本身。
我曾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提到一个关于罗马的故事：当年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讷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与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谁知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芳心，他们宁可留下来当酒农也不愿意再去南征北战，拓展帝国的疆土了。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还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讷。甚至，在临终前，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莎士比亚曾借李尔王之口说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博讷征服罗马帝国”。在这里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讷，而是自然发生的生活。
顺着这个故事的思路，在此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我在书中屡屡提到的需要保卫的乡村，并非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村，更是一种乡村主义与乡镇精神，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一种建设家乡不奢望天堂的从容不迫。这样的乡村，既不拒绝人类共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与所谓的主流世界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它不会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丢掉自我，迷失于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
电影《云上的日子》里讲了一则古老的寓言：如果走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你就要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悲哀的是，过去百年间，从革命到建设，从出乡村到城市化，急于赶路的中国人，一次次走丢了自己的灵魂。而我宁愿从中国有没有乡村来判断中国有没有未来。当歌星跑到乡下唱几首歌便傲慢地自称“送文化下乡”时，我更想说的是，乡村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消失。当城市像婴儿一样躁动不安的时候，我看到乡村就是一个可以安顿婴儿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