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门来了！”
小堡村村民多数只知努力让孩子考上大学逃出乡村，对其他新生事物向来后知后觉。就信教一事而言，小堡村比邻村“落后”了近十余年。直到十年前，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因外出打工得了严重肝病终于回到村里，才在附近信教村民的开导下入了教。说到动机，自然少不了乞求上帝帮他治好病。在乡下，尽管布道者也大谈“信了主”后会有“得永生”、“进天堂”的好处，但受尽挫折的人最希望的还是活着的时候上帝能够现世显灵，帮助自己跨过千辛万苦。中国人常说“病急乱投医”，自然也免不了有人“病急乱投上帝”。对于这些苦命人来说，上帝首先是一种偏方，然后才是信仰。不幸的是，那遥远的上帝并没有打算让我的这位小学同学在世上再多活几年。抛下一双孤儿寡母，他在三十来岁便过世了。在他临死之前，他的妻子也信了教，后来又在双方老人的合议下与他的弟弟结了婚，以维持这个不幸的家庭不至于彻底破碎。
这位妇女是现在村里唯一一位“信了主”的人。因为性格开朗，开得起玩笑，这孤零零的“姐妹”难免时常为村里的其他妇女们善意嘲笑。比如，当她走向正在说笑的一群时，人群里常会有人朝她大喊：“‘阿门’来了啊，快来坐啊，快来坐！”引得在座的一阵哄堂大笑。至于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同入“阿门”，她们的理由多是自己平时玩性重，要打麻将，没有时间参加这些仪式。除了现在还不需要信教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是等别人信得真有效果了自己再信也不迟。就像赫胥黎所说的，让我信教不难，不过麻烦你先拿出上帝存在的证据来。而这些乡下人所需的“证据”，简单说就是我信了上帝，能得上帝什么好？
从整体上看，在当地农村“信主”的人主要是一些妇女和老人。除了上述“病急乱投上帝”的人，还有一些完全是出于精神或情感的需要。尤其对于那些留守妇女和空巢老人而言，家庭教会不仅给他们带来非亲缘性的脉脉温情，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空虚与无聊。有的人之所以入教，就是被信徒们在祈祷、读经、唱诗时同气连枝的场面摄住了魂魄。此外，为基督教徒举行的葬礼也让当地一些村民感动至深。据说，如果有“兄弟姐妹”过世，附近教会点的乐队会来参加葬礼。新式葬礼上，过去一路停棺跪拜的仪式以及吹得透心凄凉的唢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祷告，以及小提琴、手鼓和各式叫不上名字的号。每个葬礼同时是布道的机会，通常会举行几个小时。手上宽裕的人家会按自己的心意多出点钱，而对于有家庭困难的，教会点的乐队不但不收钱，用当地人的话说是，“他们还要带钱去吃饭，留下点钱”。
礼拜日
早些年附近几个村庄的信徒们凑足了几千元钱，买了一个废弃电厂的房子，当作临时聚会的场所。平时的礼拜，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通常都在善男信女的家里完成。刚开始，都没什么经验，大家只知道唱灵歌，也就是在《圣经》上找些句子，而且都哼成流行歌曲的调子。信徒们如此“卡拉OK上帝”，难免时常为旁人取笑。到后来，仪式渐渐步入正轨，主事者经常带人去十几公里外镇上的教堂去学唱赞美诗。礼拜的质量也因此大为提升，让那些曾经嘲笑过他们的人不得不刮目相看。更别说到了后来，我甚至听说信徒们还凑钱让资质较好的“兄弟姐妹”到北京学习神学。
乡居期间，我曾遇上当地家庭教会在邻村一户人家做礼拜。因为熟识，且知道我对乡村生活变迁很感兴趣，主事者便通知我去现场看看。印象中参加当天活动的只有八九人，由于一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临时未能到场，来的全是清一色的女性——据说当地男人的很少参加是因为平时农活多，“没有时间信主”，而这位老兵之所以“信了主”，主要是因为血压不好，晚上总睡不着觉。当然，在当地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女性居多。主事者告诉我，在附近小镇上也有不少男人入了教，他们多半是一些下岗工人，平日无事可做，生活质量甚至都不如农民。
虽然过去了很多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日下午村民们做礼拜时的场景。当时阳光正好，堂屋亮堂堂地敞着大门，几位妇女围坐在高低不一的小板凳、长条凳或椅子上，专心地维持着她们神圣的仪式。负责讲道与领唱的是一对母女，虽然只读到了初中，女儿对《圣经》中有关爱的解释足以让我惊叹她有做乡村牧师的天赋。回想整个场面，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女人站在一起，手捧《圣经》齐唱赞美诗。尽管其间有妇女俯身去安慰摇篮里啼哭的婴孩，为他倒水把尿，而且不时有各家的母鸡、小猫、小狗、小孩穿梭其中，一派繁杂景象，然而这里的气氛又是这般宽容和谐与融洽，没有谁会觉得他人或者这些猫猫狗狗破坏了礼拜的秩序。我不是基督徒，但当我看到这些生活在荒僻山庄的妇女为了一个古老的信念聚在一起，共同领悟人心向善，在这不为人知的山坳上，过一种超越凡俗的精神生活时，还是感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