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的复兴
有学者注意到，近些年来随着宗族势力的抬头，在一些农村出现了被迫迁移、“认祖归宗”的现象。农民卖掉房屋、退回耕地，离开熟悉的家园，把全家户口迁回祖籍，论及动机与原因，他们考虑的不是经济利益、生活水平、教育机会与交通条件，而是由于原居住村庄宗族复兴与重建，大姓欺小姓，强姓压弱姓，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和社会生态恶化。（刘良群，《宗族复兴背景下的人口迁移——对江西省XJ县农村人口迁移的社会学调查与分析》）
不过，事情并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时常有人担心，宗族组织是否会变成一个封闭性的组织，甚至会威胁政府，实属多虑。如果翻开过去或者现在的家谱，不难发现的是，宗族组织是一个保守组织而绝非一个进攻性的组织。比如小堡村族谱光绪三十年的一份家规，分别就“敬祖宗”、“养父母”、“振家纲”、“教子孙”、“和兄弟”、“端风化”、“正名分”、“谨冠礼”、“慎亲丧”、“祭先祖”、“勤农桑”、“急公赋”、“务生业”、“禁非为”、“笃恩义”、“抚孤幼”、“和乡邻”、“息争讼”、“明继绝”、“节饮酒”、“明善恶”等做了相应规定，极尽隐忍苟安之能事，而绝无侵略性可言。
“一粟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应念物力维艰”。这是《朱子家训》（亦称《朱柏庐治家格言》）中传诵很广的两句话，全篇训诫的也是“勤俭”二字。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家庭教育，把家庭的兴盛寄托在子孙身上。古代学校与社会的教育极不发达，人们对家庭的依赖性很强，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家训经验与典籍。而宗族即是传承这种教育的一个容器。
小堡村新修族谱的“族约十戒”包括：一戒忤逆不孝，骨肉相残；二戒打架斗殴，欺老凌弱；三戒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四戒卖淫嫖娼，聚众赌博；五戒坑蒙拐骗，偷抢扒窃；六戒重婚纳妾，调戏妇女；七戒封建迷信，装神弄鬼；八戒贩制吸毒，贩制枪弹；九戒见利忘义，恩将仇报；十戒行贿受贿，贪污腐败。
而新编《行为规范》还有“求真务实”、“共同致富”这样的时兴话；新版族训同样紧扣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风俗，比如其中有关国家的措辞是这样的：“人事千万件，爱国须为先。有国才有家，此话是真言。祖国是母亲，儿女应奉献。为国民义务，切莫讲价钱。遵纪又守法，一生保平安。国家富且强，全民尽欢颜。”
尽管就国家伦理而言，有现代观念的人会对“祖国是母亲”这样的比喻以及“切莫讲价钱”的无条件爱国有所抵制，但这并不能否定这样的族约是一份安分守己的公约。至于农民为什么没有完成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换，显然不在于他们接受了这些族规的训示，而在于受了整个时代的熏陶。另一方面，小堡村村民民主意识较从前还是有所增强。尤其是那些曾经在外面闯荡过的农民，在谈到族谱“添红丁”的进账如何管理时，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建立一个专门的银行账户，以防备有人将它据为己有，拿去买烟、买酒、打麻将。
不难看到的是，尽管宗族文化在乡村渐渐有了一线生机，但宗族文化的复兴已经生不逢时。它既不是发生在大宋，也不是大清，而是赶在了中国从未有过的现代化浪潮的浪峰之上。一方面城市化的浪潮席卷并吞噬乡村，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农村面临着衰败的宿命；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开放，原有的宗族文化已经受到了冲击与改造。比如，聚族而居的地缘被打破；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网络也被“同学”、“同事”、“哥们”、“工友”等非血缘的社会横向交往所取代。
与此同时，在追求宪政、扶起民权的今天，过去“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复活。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族为本位的社会。宗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说：“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然而百年之间，中国传统的礼俗性、宗族关系被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化冲击得一塌糊涂，不仅族长失去了往日须髯飘飘、恩威并重的权威形象，甚至连父母都已经做不了儿女婚姻的主。在城里，有些年轻人因为有“啃老”倾向不能独立生活；相较而言，农家子弟因为无老可啃，必须白手起家，所以早早学会了“我的青春我做主”。这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与人生，每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专业也更负责。
婚姻半径
影响宗族文化复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婚姻半径的改变。
二十年前，小堡村村民嫁娶多在方圆十公里以内，绝大多数都是局限于邻近几个村落。两户自外省逃荒而来的村民，也都是在本村原地消化，通过联姻完成迁居者与原住民的融合。结婚有两种，一是明媒正娶，二是搭伙。后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婚姻，更像是动荡年代的救急，有的中途散去，有的久而久之便过成了事实婚姻。
而现在恋爱结婚，一种仍是发生在邻近村庄或者同一村庄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较多繁文缛节，两家知根知底，遵循当地的一些礼俗，比如男方要给女方下聘礼。伴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所见世面的开阔，如今的彩礼已经涨到八万。不过女方的父母并不会独占这些钱财，相当一部分会变成嫁妆。另一种则完全是自由恋爱。这既包括大学毕业生，也包括常年在外的打工者。就婚姻半径而言，已由过去的十公里扩大到一千公里以上，而且父母对儿女的婚事几乎处于一种完全失控的状态。这不仅因为“儿在外，父命有所不受”，还因为父母多半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读完大学的通常在城里成家立业，而打工者则将家安在乡下，有的回家结婚时，女方已是花好肚圆。这回家与其说是结婚，不如说是补办一个手续。
费孝通笔下江村那种“儿女的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安排并且服从父母的安排”的现象不复存在。传统的“合作社模式”（theCorporate Model）的中国家庭在当地逐渐瓦解，虽然家庭成员之间仍然保持着血缘上的互助，但过去分家一说已经无从谈起，因为现在两代人很少在一起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有着更多独立与自由的小家庭，而且星散在四面八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