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鱼与分饼
正如伯尔曼所言，我自小也是接受过无数日常的“宪政训练”的。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全村分鱼的场景。通常都是在秋天，队上抽干了村边的某个池塘，捉了好几筐大大小小的鱼。收工之时，村民们将所有的鱼都倒在洋灰坪上，按户数分成若干份，然后做阄让大家来抓。一切公开、公平，甚至还顺从天意。这样的场合，没有哪位分鱼者会把这些鱼分得过于悬殊，并且自作主张先挑走最多或最好的一堆。更别说通过什么MBO侵占所有的鱼了。
村民们平均分鱼的道理和大家经常谈到的“分饼者得最后一份饼”一样，都是为了从程序上确保公平，避免出现“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现象。
关于分饼，一个比较经典的叙述是这样的：有一个妇女带着五个孩子在农村生活，为了维持生计，她每天让五个孩子上山打柴，早出晚归。刚开始，母亲让老大带上一个大饼做午饭，并嘱咐一定要让弟弟们多吃点。过了几天，四个弟弟回来说每天中午饼都是哥哥吃得多他们四个人吃得少，于是这个母亲让老二带饼。又过了几天，老大和其他三个弟弟又向母亲告状说每天都是老二给自己分得多，给其他人分得少。于是母亲给定了一个规矩：每天谁带饼都可以，但必须是一个人分饼，其他人先挑。因为这个规定，弟兄们从此相安无事。
这就是制度设计，它完全不同于孔融让梨式的道德说教。与此同时，你也不难发现，再深奥的道理归根到底还是来自最日常的逻辑。推理开来，就是要想人人不吃亏，就要限制掌权者的权力。无论是自由，还是文明，都得奠基于对既定规则或者秩序的尊重之上。
除了与抓阄分鱼相似的事情之外，打麻将也可以算是一种关乎宪政的日常操练了。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人的宪政》一文中提到：“宪政要义，无非限制政权、保障民权；坚持以小民之心度君子（国家）之腹，处处小心，时时提防……事实上，实施宪政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说白了就是几个人打一桌麻将，守个规矩。如果有人偷牌，还举着菜刀不许其他人提个意见，那还玩个屁啊！这样的麻将，精于算计的中国人断然是不会打的。然而，同样一桌不公平的政治麻将，在中国已被堂而皇之地玩了一百年。”我在这里谈论宪政与麻将有着某种关系，并非信口开河。而如果你了解麻将并愿意公允地看待它，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世界，一个没有尊卑等级和不明规则的世界。在这里，每一张牌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有着平等的地位。凭着各自的运气与技巧，遵守相同的规则，人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聪明如天才画家刘溢者，不也试图通过几位光着身子搓麻将的女人来思量国际政治吗？在其寓意深厚的《2008——北京》与《搓麻将的女人》（前者为后者的草稿）两幅作品里，尽管有人偷牌，但是在那张政治麻将桌上，谁输牌谁脱衣服的规则总还是在遵守的。当然，任何一个像我这样接受过麻将文化熏陶的人都知道，偶尔偷牌也是不对的，如果偷成了偷牌界的头牌就更不可救药了。
麻将虽小，宪政俱全
接下来，不妨说说我从小堡村村民的麻将桌上看到了些什么“宪政条件”。
先说农民的智力素质。农民并不愚昧，与村民打麻将时，我常常会惊讶于他们牌技之高超。我敢肯定，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牌技都高于大谈宪政且拿了35个博士学位的胡老夫子。我这样说也并不稀奇，世人的智商大抵接近平均值，只不过术业有专攻，日后才有了各自的分化，但只要经过训练，每个人都会学到一技之长。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谈到胡适不会打牌，打起麻将是“扶起东来西又倒”，而在我的“和牌杂忆”中，小堡村村民个个都是能码“长城”的能工巧匠。
其次是权利观念问题。宪政的首要基础是承认个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后判断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不会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只能被人代表。不过，在牌桌上这个判断便已经被推翻了。试想，农民打出的哪一张牌不是在不断地重申自己的权益，维护他们的利益？没有谁会让对手教他出牌、点炮。人的理性总是相通的，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有打牌的理性，又有什么理由否定他们参与其他博弈时的维权理性呢？
同样重要的是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人们因为契约走到一起，平起平坐，“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在制定规则时有效。麻将桌上，民主奠基于自由之上。一个共同的底线是，谁也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的革命，民选出一个坏蛋，指责其口袋不义，然后将他抢个精光，甚至把他绑到牛栏边上杀头。
其三是对规则与秩序的尊重。和宪政一样，打麻将同样有着严格的程序与规则。开始前，大家可以商定沿用旧规则，也可以重新拟定新规则，不同意者可以自由退出；打牌时，任何人都既不能偷牌、藏牌，也不能不择手段地逼迫或者暗示他人出某张牌；有人和牌后，输牌者也是按照要求付钱等等。没有这个对秩序的遵守，相信再有威望的乡长、队长、族长、工头、鸭司令、书记也难以主持这样一个牌局。对于那些偷牌的不规矩者，村民们通常也会对其进行制裁，比如约定不再与其玩牌。在小堡村，我曾经听过类似的故事。当然，在这个“赌徒资源有限”的熟人社会，这种决定多少有些残忍，所以惩罚更多也只是停留于口头上。约定不与一位村民打麻将，在小堡村这基本可以算是剥夺那位村民仅有的一点“政治权利”或者“文化权利”了。
其四是对地方自治的认同。戴高乐曾经抱怨治理一个有三百多种奶酪的国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与此相比，中国麻将的打法恐怕远不下千种，京式、广式、川式、沪式，甚至一个村庄内也可以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打法，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制定规则。正是承认并且践行了这种自治的权利，中国各地的麻将才打得如此有声有色、多姿多彩。
如果你生活在小堡村，还会惊喜地发现在必要时村民还会为麻将“修宪”。也是这个原因，像我这样的游子，在重新回到村子里时偶尔难免觉得自己有些落伍，因为当地人不断地修正打法。村子里时常有人租车到镇上或县城等地方打麻将，并将他们认为更新潮或者更公平的打法带回村子，然后像召开议会一样大家在牌桌上商定新规则。此情此景，难免让我想起清末五大臣出国搞宪政考察。只是，小堡村村民之“麻将宪政”考察不仅不像五大臣那样“拜会了美女，带回了野兽”，而且全都是自费。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各位“麻将大臣”的考察归来的确给小堡村的麻将事业带来可喜的进步，即在众人的努力与合议之下，相关规则设计向着一个更公平、更合理、更防作弊的方向展开。2008年暑假，我在村子里的一个新发现是当地麻将牌由码两层变成了码三层，据说便是为了给恶意码牌者增加舞弊的难度。其丑陋的形状与朴实的内涵，在我第一次看到它时，首先想到的是贵州某个贫困村为分权而发明的“五瓣公章”。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赌博游戏，对乡下人来说麻将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村民们日夜沉迷其中，显得无事可做；与此同时，它也在潜移默化中训练了村民们对公共规则的认同与遵守。当然，此刻如果我们满面红光地说中国的宪政已经从村子里的麻将桌上开始，未免过于多情。借由此文，我想说的是，假如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思量中国的前途，寻找一些可以唤起的沉睡的力量，愿意盘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正资产，我们总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些孕育希望的种子，抵御种种用于搪塞的不作为的理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