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之斯巴达”
中国人时常给人一种暧昧的印象，一方面胆小懦弱，另一方面好狠斗勇，有拳匪精神。历史仿佛是游走于臣民与暴民之间的钟摆。而中国的通俗文化里哺育美好心灵的作品实在少得可怜。说到四大名著，文化批评家刘再复更直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地狱之门，败坏了中国的世道人心。
上文提到的械斗之风并非解放后才有，也不是大革命时代鼓吹阶级斗争的结果。寻常年代的械斗，最后闹得血光遍地，家破人亡，多半与宗族之间的寻仇有些关系。
民国时期的小说家李定夷曾经撰写过一部《民国趣史》，其中一节所谈的便是江西的械斗。文章开篇即说：
江西械斗之风，以赣南之赣州、南安宁都及赣北之饶州、南康各属为最盛。而械斗的原因，最初都不过是些“鼠牙雀角”之争。但每一次之斗死伤恒数十百人，而仇雠相寻尚未有艾其结仇最深。战局最烈者，尤以赣北乐平之南东乡王叶两姓为著。故其尚勇之风，亦颇不减于当日之斯巴达。
据载，赣北乐平县王、叶两家大姓，因为世仇，往往没过几年便有一次大血战。而一旦要开打大阵，即使是远走他乡的人，也会摸着黑赶回村庄。至于这些游子为什么愿意舍命归来，理由不外乎是自己祖上或者父兄有人死于械斗，而今日斗局已成，正好是报仇良机，怎能错过？
其时械斗的场面，李定夷亦有所描写：
军器除刀矛外，亦有旧式大炮，以备抵御冲锋。每次临阵，必有一二舍身劫炮之人，于两军相近之时，冲入敌阵，以移动其射击之方向。该阵陡失抵御之力，而冲锋掩至，安得不败耶？故其战时，往往借一二之生命，以制全胜也。得胜之后，对于败北者，不徒待之如俘虏，尤必袭入该村，杀其妇孺，毁其庐舍，填塞其井，铲尽其苗。偶或败北，则全村为墟，故械斗之先，非将妇孺子女及动产预迁邻村不可，其惨无人理，可谓极矣。
待这场血仗终于打完，县太爷才带着仪仗队，拉响警笛下乡缉拿真凶。此时，村里便找几个替死鬼前来抵命，每个抵命者通常都能得到三百块银元的抚恤金。为此，村里的一些无业、无畏之士还会抢着报名，只恨名额有限，不能都有这“忠孝两全”的机会。至于他们为何这般视死如归，李定夷的分析是：“盖该乡勇武既相习成风，自然轻视生命，谓慷慨替死荣名也。”对于阵亡之人，除了享有家祠的祭祀外，村里还要把各人作战时的血衣写上名号和时间，安置在祠堂里，目的是为了激起后来者报仇雪恨之心。
如此惨烈的现实，在我第一次读到它时首先想到的是电影《巨蟒与圣杯》（Monty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里的情节。《巨蟒与圣杯》是我看过的一部最“无厘头”的欧洲电影，它以调侃的方式讲述了亚瑟王和圆桌武士们接受上帝的旨意去寻找圣杯的故事。最滑稽的一幕是发生在亚瑟王与守桥的黑武士之间的打斗。尽管黑武士被亚瑟王先后砍去了四肢，但他每次都跟没事人一样，继续挺身战斗。最后，亚瑟王只好说“我们战成了平手”，然后扬长而去。而四肢全无的黑武士还在那里嘴硬，说自己只是受了皮肉之苦——“你要敢回来，我就咬断你的双腿！”
一代代播撒仇恨，种下仇恨的人最后必定为仇恨所吞噬。如此狼奶教育，其结果自然是冤冤相报，直到各村人马打个精光。关于这两个“斯巴达村庄”的械斗史，《乐平县志》的记载是：在1869—1924年间一共发生过7次械斗，死亡970余人，毁坏房屋1000余幢，两姓原有670户，到1949年只剩300户。
从斯巴达怎样到雅典？
甘地说：以眼还眼的结果是全世界都成为瞎子。和过去相比，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还是一百年前，如今发生在宗族之间的械斗越来越少。这当然首先得益于鱼缸困境被打破。如前所述，今天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大变化，许多精壮之士都已经外出打工或以其他方式进城，他们像《斗鱼》里的“摩托小子”一样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江河，而不再像斗鱼一样，在一个窄敝的地方，为一些并不存在的仇恨死守与死战。转型期的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开放社会，而开放社会没有敌人。
与此同时，那些可能引发大规模械斗的宗族文化，也远不如从前那样具有动员之力。虽然今天仍不断有群体性事件，但都各有原因，很少与宗族冲突有直接关系。这个社会似乎已经告别了过去所有的宏大叙事，人们重新回到了个体与小家庭，开始为自己而战，而不再为那些并不存在的利益而战。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的许多村落都在忙着重建族谱、重修祠堂，但是以我在乡村之所见，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重建，理解为一群被抛入现代社会的孤独农人，开始在曾经被视为糟粕的传统之中寻找温情与慰藉。正如西方的教堂已非十字军东征的大本营，东方的祠堂也将不再是械斗者血衣飘飘的藏身之地与励志之所。从对群体暴力的推崇过渡到对个体权利的伸张，本书作者亦相信，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农民正告别“暴民臣民”的诅咒，行走在由斯巴达通向雅典的当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