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通缉在逃的正义？
为什么三成被通缉的命案逃犯都是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为什么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农村？2009年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为此，我写了一篇相关评论发表在上海的《东方早报》上。随后，我看到的是数以千计的留言：
我记得九七年我与兄长去东莞打工，到了才知道，到处在抓暂住证，我们刚到的那天晚上就在山里的坟堆里睡觉的。第二天就被抓了，罚了三百块，可我们身上只有一百多块了，没办法，工还没找到就欠了二百块。像这样的事，在那以后的很多年经常发生，我听比我们早去打工的同学说过，当年他们都抢过钱的。为了什么？只为了吃一饭而已。我三天没吃饭的时候都有，那时候很横的……（网友甲）
犯罪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谁喜欢杀人，谁喜欢贫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因素，导致了他们走上这一步。有的人家里父母都到外打工，而自己在生活上、学习上遇到的问题都没人可以商量，不知道怎么解决，缺少父母的关心呵护。80，90后并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能吃苦，也不像父母辈想的那样，坚强。希望人们都来关心、关爱、关注我们农村的孩子，让这种悲剧别再重演。一个孤独的儿童彷徨无知地长大，那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网友乙）
我是一个80后农民的孩子，自幼丧父，高中没读完就辍学，我无论在家人还是老师的眼里都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出来打工老板拖欠工资那是家常便饭，睡过马路饿过肚子，可我从没想过去偷抢，我现在年薪拿到五万五以上，想混好确实很难……（网友丙）
农村孩子也有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向往。或许，有极少数的孩子被都市的繁华，外面世界的纸迷金醉所迷惑所驱使。但谁又能明白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对生活的无限向往，对知识的不懈渴望呢？我们不能以以偏概全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乃至社会、世界。我们需要给予的，哪怕只是那浅浅的微笑，只有那善意的提醒，就足够他人这一冬天的温暖。（网友丁）
……
无数留言，让人看到的是无尽悲悯、感动以及挥之不去的无奈。“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明天。”这句话感动过无数人，更让许多有志气“贫二代”少年意气风发、抖擞精神。然而，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是既与别人比不了父母，也与别人比不了明天。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读到大学，甚至早早辍学了的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逃犯多是农村孩子”，这样的结论虽然令人震惊，却也并不意外。广州大学一项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最新数据的研究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据全国妇联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达5800万。
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小堡村附近三位犯案的少年，是乡下的孩子变坏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变坏了？这些孩子在去城里之前与到城市之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际遇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仓皇间以死相搏？为什么他们在农村没有杀人，而到了城里却杀人了，而且，杀人的动机往往不值一提？
如此残酷多变的际遇真让人感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乡下孩子听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后半句时，虽惆怅总还是心有所安，想着有来自故乡的声音——“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而现在，初出故乡的少年，怎么成了杀人犯？是外面的世界不够开阔，还是因为故乡回不去，内心已经坍塌？抑或兼而有之？
关于这条新闻，我同样关心的是相关报道的结尾。据说警方已经承诺，对举报有功的群众，将给予5000元人民币奖励。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5000元赏金虽然不多，但如果提前用到这些孩子身上，该有多好！
可怜这些孩子，在城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河流，却发现自己像是乡下许多农田，成了被抛荒的一代，发现这繁华城池不过是个比农村更荒芜的地方。想着这些农村孩子如何在被社会抛弃后自弃，从逻辑上讲，当下最应通缉的不是犯罪的孩子，而是在逃的正义。
老农的愤怒
今日中国社会，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以死相搏，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勇气？为什么会有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在骚乱中“无相关利益人”会卷入其中，并朝着警察扔石块？如果只是说社会矛盾比过去激烈了，显然是不够的。过去不是没有矛盾，只不过在过去很多人都被掏空了权利观念，且学会了忍气吞声。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分化，当人们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平等观念，他们就越发容易体会到不公正。如果官员不能平等地对待这些人，久而久之，他们也会不平等地对待官员，视官员为异类。也难怪有人甚至会简单地将中国分为两类人：一类人在体制内，一类人在体制外，利益水火不容。
2009年年初，我在思想国网站上搞了一个小活动，希望网友们能够在回乡探亲时带回一点见闻。有个老家在安徽农村的网友讲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大年三十那天，一位70多岁的老人站在我家的门口说：“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艾晓明），但老人在过年时的这番表白，难免让人觉得毛骨悚然。这“第二颗子弹”再一次表明，走向托克维尔所寄予厚望的温良社会并非人类的必然。在中国尤其如此。长久以来，中国人虽然饱受臣民意识之苦，但是“不患寡，患不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平等意识却从来没有彻底磨灭。在我看来，中国并不缺少自由与平等的传统，而是自始至终没有建立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制度以确立这种自由与平等；而能保障这种平等、自由不得而复失的制度必须是基于权利观念。
现在有些人怀念“文革”并非因为“‘文革’好”，而是因为“现实坏”，又无力改变，以至于他们一相情愿地认为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自己将被赋予颠覆强者的力量。回想这位安徽老农的愤怒，你也许会说他失于偏激，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只有在一个崇尚并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的世界，这“第二颗子弹”才有可能在人们的心底消逝。人生中的幸与不幸，很多时候就在于有的人温良一生，日子看似平静如水；有的人终于忍无可忍，将自己当作“第二颗子弹”射了出去。最不幸的是唐福珍与陶兴尧这样的抗争者，他们没有保卫自己的“第一颗子弹”，又将“第二颗子弹”射向了自己。
当我重新整理上述这段文字的时候，网上正在热议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在此我想补充的是，一个枪手，射出了自己的子弹，说“让子弹飞一会儿”，那是淡定与从容；但如果是一个即将迎接子弹的人这样说，那他不是死于麻木就是甘于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