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求进城
2010年春节之后，我在北京与中学时的老师汪中求先生久别重逢，聊了近两天一夜。如今他已经是一位了不起的畅销书作家，一本《细节决定成败》能卖到数百万册。然而当他回想自己当年走出农村时的情景，至今仍略显激动：
小时候家里穷，摔一跤父亲不会心疼我膝盖摔破了，而是责怪我把衣服摔坏了。因为膝盖会自己长好，而衣服不会。七几年我读完中学便回村子里务农了，当时才十五岁。按现在的说法是童工。想去乡里做信息员，没关系。奶奶认为我一辈子能做的最好工作就是到乡供销社当一个售货员，同样没关系。回到生产队里帮人拉渔网，累个半死还被人欺负。好在读了些年书，生产队便让我开手扶拖拉机。由于年纪小，身体还没发育好，再加上基本没吃饱过，不知道开翻了多少次车，有次被车甩出三四米远，险些把命搭上。要赶上下雨，被雨浇得眼睛都睁不开，车还得往前开。为了修车子，肚子里不知道吸进了多少柴油。
总之当时在乡下受尽了苦，还赚不到什么工分。到后来，听到有些同学上了大学，我也准备去考大学。终于托了关系，报上了名。由于已经辍学三年，许多课都没有上过，那一年我真是拼足了命在读书。记得我们四个同学，站在石钟山上发誓：如果考不上大学，就从石钟山上跳下去。有家长知道这事，还捎来口信，说如果你们真考不上，就跟我到山里去采石头吧。好在天遂人愿，最后大家都考上了。
那年考完后，我在家里继续务农，我很想知道成绩，又不太敢去县里看，于是挑了一担稻草到17公里外的县城去卖，就像游击队化装进城。待卖完了稻草，然后提着一条扁担去看成绩。辛苦一年，确信自己终于考上了，当时觉得此时自己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年轻时我觉得人世间最大的不公，就是城乡差别了。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我在县城第一次走进白瓷砖铺的厕所时都尿不出来，因为我舍不得或者害怕把它弄脏，就好像你不会在我家沙发上尿尿一样。十六岁那年，我有机会给当地的鱼苗公司去卖鱼苗，要在九江住宿一晚。那是我第一次住旅馆，而且是近百人的通铺，就这样还要十块钱一晚上。而我在乡下一天只能赚两毛钱，这意味着我在城里住一晚上，得在乡下工作50天。你说那时候农民有什么资本进城？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高烧不退，父亲以为我快不行了，于是和我说，孩子，如果你这次能熬过去，有什么心愿我都满足你。我和父亲说，我的心愿就是你能给我两毛钱，我想买一本连环画。然而在城里，随便坐一次公交也得四毛五。
在我上大学后，同样深刻地体会到这种不平等。为什么城里孩子上学时是一个皮箱子，而我的箱子却是两个钾胺磷的纸盒子？想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我当时真有一种仇恨，恨不得有炸药将这个世界全炸掉。甚至，在我刚上大学的第一年，还有一种报复社会的心理。我不怕你笑话，当时在街上看到城里的女孩，有一种占有欲，有一种幻想的撕碎的快感、强暴的冲动。但这绝不只是性的原因，而是想为内心的愤怒找一个出口——为什么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有那么多的不公平？
汪老师对时代有着异于常人的痛感和理解，更是个时时不忘自救的人，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获得让自己还算满意的社会地位。尽管一切已经境过时迁，但是他曾经的愤怒，即使是在今天的社会，我还是可以隐约感觉到的。谈到当年的心境，汪老师与我坦言，倘使没有赶上改革开放，没有机会正大光明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也许他已经成为一个坏人。
王尔德说，“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为了更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征得汪老师的同意，在这里我尽量原汁原味地记录了这次对话的部分内容。坦率说，在听到汪老师的这些话时，我都觉得十分震惊——这些翻江倒海的心事完全颠覆了过去他在我心目中的冷静、安宁的形象。由此我也在想，这样一个国家，在每一张貌似平静的面孔下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报复与危险？又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凝聚、消解、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