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的马车
我的南开学生来自不同阶层，他们当中有的人在寒暑假回家或者找工作时坐飞机，有的则连学费都交不起。一位来自农村且有些才气的学生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今日中国，半边是滚烫的热钱，半边是凄凉的生计”。年轻的学生并非看不懂中国，他们知道财富的倾斜与种种不公正在分裂着这个国家。而这种贫富分化是我在九十年代初刚上大学时还不能完全体会的。尽管那时候我曾经体会到什么是贫穷。
谈到中国农民对国家所做的贡献与牺牲，早在2004年年底陆学艺先生便在一个高规格座谈会上列举数据如下：
首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很大，农民每年向国家贡献1000多亿元；其次，国家通过农村税收和支农支出收付相抵，农村每年贡献也是1000多亿元;再次，近20年内通过征地总共从农民手中拿走2万亿元以上，平均每年又是1000亿元；此外还有农民工的巨大贡献。据专家计算，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价值2.5万元的财富，而所得约为8000元，每个农民工每年的贡献为1.7万元，2002年9460万农民工，合计贡献16082亿元。
通过上述几项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农民每年向城市做了大约两万亿元的贡献。与此相关的另一组数据是各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态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加大投入，补贴农业生产。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民不但得不到补贴，而且还要不断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输血。即使是在近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依旧捉襟见肘。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2003年，我在法国一期杂志上看到有关中国腾飞的专题报道，封面用的是电影《卧虎藏龙》里的章子怡，但见这位东方姑娘一袭轻衣，足踏火箭——中国何等速度！然而事实上，谁都知道此时的中国更是一个“悖论王国”：口号与行为、主义与顺口溜、东部与西部、豪奢与赤贫、白领与黑领、城市里的新留学运动与农村的失学大军，农民进城与贪官外逃，生活于底层的人更自嘲是“赚买白菜的钱，操卖白粉的心”……
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有目共睹，在此不妨简要罗列。
收入差距方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别达1.8倍，到2004年，城乡收入差别扩大到3.2倍，而到了2007年，虽然几年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是这个差距继续扩大到3.33倍。而且，这是一个以户籍人口为标准进行统计的数据，如果以职业人口为标准进行农业、非农业人口收入的数据统计，差距势必更大。要想了解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状况，就应该把2亿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计入城市居民收入而不应该计入农村居民收入。事实上，早在2002年，国家统计局有官员坦承，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
医疗方面。2003年SARS引起了国家与社会对公共卫生体制的反思。在2005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官方就“看病难、看病贵”总结的五大病因，其中第二条便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农民对80年代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有一些怀旧之情，也在情理之中。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不由自主地将原本由国家与社会担负的责任都归到了自己名下。到1986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由七十年代的90％下降到了4.8％。无奈之下，农民只好“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
社会保障方面。先不妨回到历史，为什么腐朽的资本主义没有像列宁等革命者预言的一样走向死亡，没有发生饿死数千万人的“自然灾害”？如果需要找原因，至少有一个原因，即资本主义建立起了自己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认为，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系统尤为重要。世界上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存在饥荒，并不是因为就平均水平来说那里的人是富有的，而在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提供了保证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
而在这里，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劳动保护，没有工伤事故保险。终身为农，没有童工一说，也没有退休一说。
教育方面。农家子弟没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恐怕是最不需要什么论述的。中国的二元分治，同样表现在二元教育制度上。城市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国家投资，而农村中小学教育基本是以摊派的方式由农民自己投资。所谓义务教育，异化为农村孩子有义务去上学，农村家长有义务交学费，与国家无关。更不公平的是，农家子弟受教育条件本来就是最差，而高考的分数却要比城里的孩子高出许多才有希望考上大学或者考上好一点的大学。
张英洪先生在《农民权利论》一书中谈到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深陷在三个恶性循环之中。第一个恶性循环是臣民教育，第二个恶性循环是应试教育，第三个恶性循环是收费教育。对于农民而言，教育产业化更是在收费教育之后的雪上加霜。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我在巴黎大学读书的学费一年只有230欧元，而同时期中国普通大学的收费已经5000元左右。如果按所占人均年收入比例来计算（法国人均年收入为25200欧元，月工资为2100欧元，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为5500元，月均收入合458元），法国为0.9％，而中国则是91％！
经济权利方面。有必要对上文提到的“剪刀差”做进一步说明。所谓“剪刀差”，指的是在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尽管农民不知道这个概念，却有着受害无穷的体会。每当我回到乡下，最经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谷价没涨几块，肥料价却翻了一倍。”毋庸讳言，从表面上看，这种“剪刀差”体制只是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其实质上是从农民身上抽血，以给养市民与城市化、工业化建设。
就业方面。在《失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作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部、厅、局等机构称为“城市的机构”，是“十分之二公民的机构，从来而且似乎永远如此”。长期以来，政府只负责市民的就业与培训，政府在统计失业率时，也只统计城镇居民的失业率，仿佛那些农民根本就不存在。
谈到城乡不平等，卢跃刚先生曾经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一驾向前奔跑的马车，上面本来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城里人，一个是乡下人，他们同是马车的主人。后来，车跑不动了。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就下去推车。马车又开始向前跑。可是城里人只顾自己风光，忘了把乡下人拉上车。车越跑越快，筋疲力尽的乡下人被远远抛在后头。乡下人努力地追上去，可他发现，车上已经没有了他的座位。城里人永远驾车在前面跑，乡下人永远在屁股后追，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规矩：乡下人想搭车，要看城里人脸色。乡下人这才大梦初醒：自己成了苦力，成了一个只会“种庄稼的怪物”，马车已经不属于他了。
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事实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同样发现，马车也已不再属于他们。看各地政府的豪楼美宅名车，你就知道“天下为公”在有些人那里已经异化为“天下为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