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味粮食”
不要误以为当天我只是平平整整地躺在石条凳上。如果您有点历史感，也许还会发现这疲惫不堪的乡村少年更是躺在一场见证农民命运的时代波折之中。正是从那年夏天开始，刚刚尝到一点单干甜头的农民首次遭遇“卖粮难”。世事白云苍狗，沉浮难料，而就在此前没几年光景，各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们还在像“鬼子进村”一般在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查他们是否私藏粮食，是否“粮心”大大的坏了。如您所知，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尽管在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农民仍旧被逼着交“爱国粮”。此前搞劳动竞赛，更是鼓励农民早送“爱国粮”，而且“早送早光荣！”似乎一群人饿死在农村是自生自灭，只有饿死在城里才可能是政治事件，是人道主义悲剧。
据凌志军在《1978，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记载，在当时医生如果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便有可能会挨整。在一个叫“武店”的公社，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人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类似的故事、相同的逻辑在当时并不少见。
韩国电影《北逃》里有句经典台词：“难道填饱肚子比祖国更重要吗？”可怜当年的中国农民，和所有生活在封闭年代的人们一样实际上“无北可逃”，更可怜有无数人因为种种原因活生生饿死在粮库边上。
此后之所以出现“卖粮难”，首先归因于生产力的大解放。1980年前后几年间，各地农村陆续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他的一个个劳累如常却已意气风发。这一切的确有点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当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冲击原有的收购体系，使其不堪承受，“卖粮难”也就不期而至了。而且，与卖粮难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打白条”。农民虽然“多收三五斗”，但是增产不增收，好不容易卖掉了粮食还拿不到现钱。
经年累月的卖粮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城里感冒，农村吃药”的现象却有增无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却与时俱进、与日俱增。谈到农民负担，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莫过于“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事实上，以农民一年的收入计算，即使不被“三乱”，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能提高多少。这也是为什么现如今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许多农民依旧贫困之原因。
2009年夏天我回到县里，一位乡党委书记对我大发感慨：虽然现在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农民的日子并未因此好过；你只要一想到工农业产品交换时有着这个大“剪刀差”，就知道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他直言不讳：“要说取消点农业税，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有所改善，说难听点那纯粹是忽悠。”
如今乡下，偶尔你也会看到有些人家也用起了空调、彩电和冰箱，中国乡村在物质上获得进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电器通常都是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所得，而不是来自非国民待遇“在野派”的居家劳动。更何况，就目前的农业生产本身而言，种地赔本的事情并未完全消失。近年来的乡村变化真应了那句话：农产品价格比眉毛长得还慢，而农资价格长得比胡子还快。最让农民心理不平衡的还有，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更是大胡子的速度。也正是这个原因，早已意兴阑珊的农民只把农村当作安顿生活的后方而非谋生之地。无论是自己种地还是将田租给别人种，通常也只是收点口粮。在此情形下，农村土地大量抛荒，自然在所难免。
至于当年我曾经见证过的几家权倾田野的粮站，如今早已经荒弃凋敝，蒿草满街，不但不见满头大汗前来送粮的农民，甚至连从前颐指气使打白条的“白军”也都已经逃之夭夭。灶台还在，铁锅无存，屋舍的内墙也已经爬满了爬山虎。随着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多年来的改革，购销市场化的推行，民营的粮食购销企业和个人在基层得到迅速发展。尽管农产品低价依旧雷打不动，但只要市场放开了，各路提着麻袋和秤杆走村串户的贩子也会有竞争意识，农民因此可以做到表面上的“养尊处优”，只等他们上门收购。过去那种在粮站苦等几天卖不掉粮食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一个悄然的变化是，炎热的夏天，原先是终于失去耐心的农民与粮站里的“白军”大打出手，而现在这种打斗则主要发生在抢生意的贩子之间。我在前文提到的当年那位扒光“特务家属”的衣服，推着她满地打滚的书记，离任后也做起了贩子。有一年，他在附近某个乡里收购花生，被当地一伙花生贩子打了个半死。由于身体本来有病，没过多久，这位曾经威风八面的书记不到六十就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