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政府弱于组织动员。
当年的国民党要员常常有一种耻辱感，因为日本嘲笑他们所领导的中国是群“无组织”的乌合之众，而非一个可以被尊重的现代国家。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有组织，找得到组织，为此孙中山从苏联照搬了党化教育。与此同时，世纪之交从美国舶来的地方自治思潮继续发酵。
两者近乎天然矛盾，各谋发展也都并不理想。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当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冲突即可略知一二。前者，陈炯明在《中国统一刍议》中力陈：“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更别说国民党后来的“清党”在客观上清出了未来取而代之的反对党）。后者，正是因为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拒绝出兵北伐，才使他因为“背叛国父”而被定性为“叛党”。这一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国民党人当时对地方自治的真实态度。虽然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积极训政”，在不少地方推行地方自治，但终究刚刚开始，只是一个试验与探讨的阶段，这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乡镇自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而在政党竞争中，国民党终于失去大陆，败走台湾，更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其精英政治时与底层脱节；二是理论宣传输于对手。两者合而为一，即国民政府对底层社会的动员能力弱。
孙中山曾将三民主义对接到“民族问题联俄、民生问题容共、民权问题扶助工农”，但在后来的权力争夺中，国民党很快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前者政治基础主要是社会精英，而后者走的却是底层路线，直至有朝一日终于星火燎原。
而孙中山之所以希望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最主要是想借此新鲜血液振兴国民党，让“新青年”改造“老同志”。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有“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是他所需要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北伐前后，当时的三大党中，青年党以《醒狮》为旗帜，共产党以《中国青年》和《向导》为阵地，借“主义之争”争夺群众，而此时的国民党几乎没有与“在野党”相提并论的理论基地，其党报如《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所侧重的更多是新闻而非宣传。有时，《民国日报》甚至还会照搬《向导》上共产党人的言论，以此作为全党学习材料。对于相关批评，国民党也只是偶尔抗议。（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知道，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期间，毛泽东曾一度接替汪精卫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机关报《政治周报》的主编。此前毛泽东还在上海给组织部长胡汉民做了一段时间的秘书。如前所述，1922年，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孙中山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抛弃了以往国民党《规约》中关于“党员不得兼入他党”的规定。随后，当年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如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张国焘等及大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可保有“双重党籍”。此时，国民党号称有20万党员，而中共党员不过400多人。
至于再后来两党格局的变化，早已广为人知。我曾读过三四十年代不少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治精英的政治主张，他们无不大谈国家建设，许多人也在身体力行，有些言论至今仍不失其先进性，然而其政治动员的力量，甚至不如我无意间寻到的一本内战时期东北局宣传部编发的《农村政治课本》。理论动员不如利益动员，后者循循善诱，直接告诉你为什么穷，蒋介石有多坏，国民党为什么不抗日，以及成立农会、参加革命将获得怎样的好处。而且，言必称“咱们穷人”，亲切近乎耳语，更别说配合土改、阶级斗争还有各种“艺术宣传”。
对于艺术与宣传的关系，在《西行漫记》一书里埃德加·斯诺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解释：“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生活的幻觉。”而这方面，国民党政府并不擅长。
国民党弱于宣传与组织，这在动员抗战时同样暴露无遗。比如，不少官员自视过高，以为下到基层督促抗日是自降身份；许多乡村，甚至包括县镇的政府所在地，在抗战已经搞了一年半载后都没有一张动员的墙报。政府动员的人浮于事让许多下乡学生抱怨：“上面要求下面做动员，下面也说要动员，但是奉令是一回事，组织又是另一回事。乡绅垄断乡政，只顾忙自己的事。”甚至，“这些人不但不能真正帮上忙，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阻碍”。
学生辛辛苦苦宣传抗日，不仅被农民误解，还可能招致政府部门的反感。国民党大员李宗黄对此便颇有微词：
全国学生，只从事于爱国运动，而不专心于本身学业，往往藉爱国之名，行懒惰之实，只有气的发泄，而无力的养成，全国青年，多成废人，例如去年中央大学学生，时常弄风潮，纠集各地学生，到京请愿，莫不慷慨激昂，口称“对日宣战”、“打到东京去”。后来听得日兵到了上海，正好出去抵抗，但他们一千二百余学生，只逃剩得六七十人，其余的那些完全逃了，到了果真出发到上海做救护工作时候，又逃去两人，只剩一二十人，这就是他们爱国运动的表现了。
此措辞虽不失得理之处，但对于手无寸铁、涉世未深、尚知爱惜生命的学生而言，未免过于苛责了。
由于地方自治尚未落到实处，乡镇的政治运行更多依赖于保甲制度。然而，这种重义务而轻权利的制度更像是一台抢运农村人力与物力的抽血机。就征兵而言，上面动员“全民抗战”，到下面被简化为“抓丁拉夫”，整个乡村于是就成了中国的“拉丁区”。各区各联保常常因为兵额配赋太多，上峰又催得太急，于是就上街乱抓人。除了散兵游勇、地痞，更有外地过路人被抓。有一次，某个连的排长派底下的新兵出去拉丁，误把连长拉来，并将他吊打一顿。在确信是连长后，当兵的慌了神。想来想去，只好将这连长活活打死，然后刨个坑偷偷埋了。
当农民苦于种种贫困与不公，不能亲自治理自己的土地与社区，又无望于彻底改变，他们对政治自然会漠不关心，如林语堂所说的“国事管他娘”。他们想不出眼下的中日之战与以往的内战有何区别，和自己已然贫贱到底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甚至，许多被时人寄予厚望的乡间知识分子，在抗战爆发之后，仍在村边的小河里忙着钓鱼，在家里忙着“修长城”，而不是想着如何去加固当地的城防。
连绵不绝的兵祸，一望无际的贫困，暴力不期而至，正义下落不明，大家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凡此种种，都是当年农民消极抗日的理由。结果是，“在许多壮烈的战役中，始终未闻有乡长或村长挺身而出率领村民死守乡土，或尽责协助军队维持秩序。因为这许多村老爷们，不早早溜之大吉便摇身一变已为道地汉奸”。
一位研究抗战史的朋友曾经对我叹息：当年日军在华北扫荡，常常是后面走着两百个日本鬼子，前面走着两千个中国鬼子，即通常说的“二鬼子”、“皇协军”。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八年抗战”哪里要打上八年？！
风吹稻浪，太阳旗飘扬。这些“膏药旗下的蛋”，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打得真是好不过瘾，他们不仅可以在中国抢钱、抢粮、抢女人，而且还可以直接在中国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