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不公正的社会难于凝聚民心。
一个长期缺乏公平正义的国家，无疑难聚民心。这也是导致农民消极抗日之关键。虽然此时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办刊、办报、组织Party，时而下乡演说，也算是做了不少启蒙与救亡的工作，却又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一些宣传抗日的学生被人讥讽为多管闲事、标新立异、借名逃难。据1938年出版的韦健夫编《怎样动员千百万农民》一书介绍，在武昌甚至还有村民殴打大学宣传员的事件发生。打人者说：“你们还是帮助政府压迫我们，我们先打死了你们再打日本人去。”如此挫折，让宣讲者欲哭无泪。
中国城乡之间的这种脱节与隔阂，让我想起发生在古罗马的一则故事。据说有位巡游作家在西班牙西部的一个小镇里给当地居民背诵悲剧中的一段独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戏剧的小镇居民竟然把戴着面具、穿着厚底靴的演员当作妖怪。
为什么农民会麻木于时局，会消极抗日，甚至连抗日宣传都要抵制？体验了乡村生活的城里学生不忘抱以理解之同情：“他们并不是没有热情与力量，实在是所有的热情与力量都被生活的圈套笼罩住，被社会的势力磨洗掉了。”而这“社会的势力”，曾经和正在给底层民众追加多少不公与不义！正是这些不公与不义，瓦解了一个本应存在的命运共同体。你说国家危在旦夕，可农民因疾病、扰乱、贫穷困苦而危在旦夕的时候国家又在哪里？你说新生活将要开始，可农民整天接触的都是些具体的柴米油盐、五谷六畜，是“义不容辞”的乡镇保甲，是厚此薄彼甚至可能公报私仇式的抽丁以及勒索式的救国公债，是各路兵匪城管一般追得大家鸡飞狗跳，是免缓了兵役的公子哥继续游手好闲，而平时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们大难临头各自飞。既然有吃有喝的乡村领袖们都不愿做救国的栋梁，贫苦农民就更无本钱和热情单兵抗日了。
就征兵而言，虽说政府标榜“三平原则”（平等抽签，平等负担，平允免缓），实际上很难落到实处。在农村，除了乡镇保甲人员和乡丁保丁，再除去念书的学生和公教人员以及有枪的流氓地痞，所剩壮丁本来无多，最后大量兵役任务就只能是落在那些老实本分的庄稼汉身上。从这方面说，又必须承认，尽管农民“消极抗日”，但最后在战场上舍生忘死的，其实多半还是农民。
现在有“农民工”，过去有“农民兵”。在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里，许多中国农民便是这样被时代的风浪连根拔起，最后又悄然回到了农村。像曾经血战台儿庄的农民将军仵德厚一样，打过蒋介石，打过共产党，打过日本人，打过内战，出狱后又回到老家种地、养羊三十余载。尽管命运各不相同，绝大多数农民兵都是生得寂寞，也死得寂寞。
对于农民来说，最让他们担惊受怕的是，不管什么单丁独子，或全家生活所靠，一经拉住便要捆绑送队。不消多久，在饥寒拷打之下，“壮丁”就变成“瘦丁”，“瘦丁”就变成了“死丁”了。可怜这些用农民血汗雇来的农家子弟，还没有见到鬼子，便先牺牲了。而原来的家庭，在主要劳力被抽走后，生活立即成了问题。正因为此，一些农民宁可倾家荡产，凑钱雇人冒名顶替，也不愿一家人生死茫茫，两头受难。
重庆《商务日报》曾经刊载一份调查，某县应征者93％出自五担租以下的农民。在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壮丁公司”，聚集一批流氓地痞去抓人。如果哪个地方缺壮丁，可以直接到这里来买。如此气势与排场，当不逊今日北京抓捕访民的安元鼎。至于那些“冒牌壮丁”，自然没有心思上战场。他们只想着中途能够侥幸逃脱，与妻儿老小团圆，或找机会继续冒名顶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