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重文轻武。
虽然胡适等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政府富国强兵,建立起“有兵的文化”,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从整体上说,中国人重文轻武,向往和平,信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
而这种倾向,到清末尤其严重。由于清朝属异族统治,兵源愈发稀少,而且良莠不齐。1793年,据马戛尔尼使团第一次访华时的观察,许多士兵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民兵或者农民。除了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他们平时穿得同普通百姓一样。他们更多是在和平时期起作用,但缺乏战争要求的勇气和纪律。更有意思的是,见到特使时他们不是拿火枪而是拿扇子致敬。“当我们突然出现时,他们便匆匆忙忙换上制服。但穿上制服后,他们更像是要登上舞台而不是去进行军事操练。”在镇江,有2000名士兵进行军事操练,但是装备只有弓箭、刀、剑和几条火枪。头盔从远处看金光闪闪,但是走近了让人不得不怀疑它们是涂了漆的皮革,甚至是用经过烧煮的纸板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制服、衣冠不整的形象,没有一点尚武的气派。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无功而返,但是他们通过“北上”与“南巡”,已经看到所谓“大清帝国”不过是一座“雄伟的废墟”。
在佩雷菲特看来,“30万满人现在之所以能成功统治千倍于他们的汉人,只是因为他们夺取了一个未作变更的机器——天朝官僚制度,该制度控制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等级体系,而且大家各司其事:皇帝负责统治,内阁负责管理,官吏负责行政事务,农民负责种地,工匠负责制造,商人负责做生意。这套机器像精巧的天使运行仪一样环环相扣,咬合得很完美。”(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只是,稍有点动荡,无论是内力(太平天国),还是外力(鸦片战争),这个帝国便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更可笑的是,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在城头抵挡西洋炮弹的竟然是一些纸龙与符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