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麻木于兵祸。
晚清以降，中国已是“全国皆兵（祸）”。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从辛亥革命到紧随其后的军阀混战与北伐战争，然后是国共之间的混战（围剿与反围剿），直到日军大军压境，这片土地早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成为名副其实的“热土”。如此混战局面，再有理想的政府恐怕也只能是勉力维持，而民众更是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幸被拉去当兵的人，没什么文化和背景，多是些生活中的失败者、铤而走险者。在军阀混战、党同伐异的时代，他们更像是私人武装，只知道冲锋陷阵，一旦不幸战死沙场，却不知道究竟为何牺牲。一切正应了明恩溥当年的嘲笑——量身高只量到肩膀的中国士兵是“除了脑袋，其他地方都可以派上用场”。而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又化作土匪，深入浅出，成群结队祸害百姓。从兵乱到匪乱，毕竟这都是些有枪又有组织的人，到哪里都可以胜过手无寸铁的涣散的一群。如时人所说，兵匪自是希望天下越乱越好，“譬如拾柴枝的人，为要给拾得盈握盈筐的柴枝，就唯恐天不打飓风，而为了飓风倒塌的屋宇，毁伤的人畜，他是不管的”。
而农民，注定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他们更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承受人生的意义，更愿意花更多时间关心猪栏里的猪仔，而不是谁来坐江山。你可以说这些人自私、短视、不求长进，但这确实是生活给予农民的经验，谁当皇帝都一样。除了让自己活下去，对其他事他们早已经无能为力。面对逆境，他们将所有不幸与痛苦委之于命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种宿命感同样被他们用来思考国家的命运：中国人被日本人打，是命里注定的事情；日本人杀到中国来，只怨中国人命短；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该绝，自有命运安排，用不着自己操心。
由于战时的统制经济与日军对部分交通的封锁，战争所给予农民的是买不起食盐、卖不出谷米，是整个生活的举步维艰。既然战争如此残酷，那么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不是参战，而是让这种“全国皆兵”的战乱早点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