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务”
“如果在三十多年前，恐怕张平宜早被当作特务抓起来了。”2011年我与王振耀先生在凤凰网做节目，聊起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在四川凉山一麻风村坚持做了十几年义工的事迹。
据我所知，与小堡村相邻的村庄也是住过些“特务”的，最负盛名的就是“台湾特务”。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有一段模糊却又真切的影像一直挥之不去。事情大概发生在1980年前后，那是一个秋天的中午，我去上小学，在路过位于河边大队部时，看见当时的大队书记正推着一位妇女在大队部的水泥坪上滚来滚去。水泥坪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据说这位被扒光了衣服的妇女正是本大队著名“台湾特务”的妻子。傍晚，凉风四起，当我放学又一次路过大队部时，周围的人群已经散去，而那位遭受着赤身裸体批斗的妇女仍被高高地绑在电线杆上，上身不知道被谁稀稀拉拉挂了一捆稻草。我至今仍能记起自己当日看到这个场面时是如何无动于衷，既谈不上惊悚，也不知道悲伤，只觉得那是撞入眼帘的平常一幕，一群大人在吵架或完成一个仪式而已。
奇怪的是，若干年后，当我向村民问起这件事时，许多大人对这次批斗竟然毫无印象——也许他们见得太多了？——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的这段记忆是不是来自于我曾经做过的一场梦。然而，理智却又告诉我，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捏造一个与现实相等的梦境来诋毁那个已经臭名昭著的时代，尽管其时它正接近尾声。
事实证明了我的这一判断，在我为写作本书而又一次求证此事时，终于有当年的旁观者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这场批斗是从“台湾特务”的村庄一直斗到了大队部，目的是让这位妇女揭发其丈夫的罪行。尽管从理论上说，“文革”已经结束，但谁都知道，肆虐于这片土地上的批斗与戗害之风，既非始于“文革”，亦未终于“文革”。
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在我小学毕业前后，“台湾特务”一家搬到县城去了。据说这家人在街上做点卖冰棍之类的小本生意。一些人在背地里开始羡慕他们从此远走高飞，不再种地——用大人们的话来说是他们“晒不着日头了”。对于我们这些被禁闭在广阔农村的乡村少年来说，乡下人到城里卖冰棍、见世面也已经算是一种传奇了。与此同时，想着他们曾经遭受的被批斗的无边苦难，这家人真有点像是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渡尽劫波，苦尽甘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大约十年后，当我考上大学并离开农村，多了些阅历与思考，真正了解到底层社会边界之宽、之广，就知道这家人在县城的生活其实并不幸福，亦不容易。而且，真相比我的想象更残酷。后来我知道，那位被批斗的妇女很早就成了寡妇。
“台湾特务”与我同宗，曾经读过不少书，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七十年代，因为有机会“收听敌台”，获得一些前所未有的信息，有了共鸣，于是给台湾方面匿名写了封信。谁知不久东窗事发，他被人顺着邮戳当成“特务”查出，因此被抓去坐了很长时间的“哑巴牢”。所谓“哑巴牢”，指的是那种既不宣判，也无人过问的牢狱之灾。再后来，据说是得了胃癌，这不幸的人没多久就死在监牢里了。
据年长的人说，早先“台湾特务”的小女儿读小学时成绩很不错。在当地，如果小学生考了前三名，小学会给家里发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家长手里。然而，因为生长在一个“地主人家”，又有个“特务爸爸”，小女儿虽然有一次考了第二名，却被剥夺了送喜报的资格。为此，小女孩哭了几天，直抱怨她的父亲成分不好，害人害己。
逃亡一家人
那样的时代，由于受到意识形态教育的长期灌输，到处是想象中的敌人。我虽然受害不深，但是也会根据电影里的情境，想象自己被捕时能否经受考验。比如哪天我不小心磕了小腿胫骨，疼痛难忍，我会莫名其妙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敌人这样对我严刑拷打，我会不会投降？而且回答通常是，疼成这样，恐怕只有投降了。
我能记起的另一次“抓特务”也是发生在1980年前后，夏秋交替之时。有一天，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村子里突然人声鼎沸，来了不少外村人。大家交头接耳，激动异常。没过多久，大约三四十位民兵和村里精壮劳力各自拿着步枪以及锄头、扁担等农具，向村前的小山丘上跑了过去。当时都说是去“抓特务”，搞得村中妇女、小孩人心惶惶。那天晚上，诸位壮汉翻山越岭，目光如狼，终于在子夜时分抓到了几个“特务”。此时，“特务”们东躲西藏，快摸到了县城。
“特务”一行五个人，包括两个小孩。当然，他们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特务，而是“逃亡一家人”。这家人来自安徽，一直在离村十里外的一家窑场包工做砖。大概是不愿做了，主事的男人就有点不明不白地卖了些砖，然后一家子偷偷卷铺盖，准备回安徽老家。而窑场发现他们不辞而别后，立即以“抓特务”的名义动员群众“你追我赶”，其气势，不下当年追捕“二王”。今天村民忆起“抓特务”，只当这是一件风流往事。据说当晚，前去追捕的村民搜走了异乡人的大部分现钱，只给他们留了一点路费。待天亮以后，一大群人就近到县城大吃大喝了一顿，接着又在电影院里看了场劝女人早做绝育手术的电影《甜蜜的事业》。就这样，大家耽误了一晚上工夫，莫名其妙在电影院里上了一堂“计划不生育”的课。此时，一个号召“少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已轰然而至。
遥想当日，这群拿着扁担、藏着步枪的庄稼汉，有的还打着赤脚、穿着短裤，刚抓完“特务”，收获钱财，然后志得意满地坐在电影院里过90分钟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是何等快乐逍遥！尽管这可能导致“断子绝孙”的“甜蜜的事业”与他们信奉的人生价值相去甚远。而在我幼年之时，能较早地听到“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知道“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想必首先也得归功于小堡村村民当年之勇抓“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