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秧歼灭战
还在乡下读书时,我没少陪父母一起扯秧、插秧、耘禾、收割稻谷。扯秧通常是在早晨。最享受的是,在回家吃早饭前,担两筐秧到自家的水稻田边,然后逐个拎起一捆捆新绑的秧苗,看它们被抛向水田时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然后直挺挺地落立在水中央……当然,劳累也是难免的。插秧之时,虽然经常会受到蚂蟥与牛蟥等吸血鬼的叮咬,但我很难将插秧这平常的劳动与战争或者阶级敌人的破坏联系起来。然而在战天斗地的当年,有些读书、写字的人却可以完成这种荒诞的联想。
1967年5月3日第十七期的《第一线》,头条是“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遵照毛主席打‘人民战争’的思想,打好插秧歼灭战”。文章开篇是这样写的:
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民兵、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同志们、革命干部同志们:目前一场紧张而繁忙的早稻插秧战斗,已面临短兵相触的紧要关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春耕生产有强烈的季节性,因此县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要求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民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紧急行动起来,遵照毛主席“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的教育,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集中全力,猛打早稻插秧的歼灭战,打响春耕生产的第一炮。
全县各人民公社,垦殖场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在抓革命、促生产运动中,大力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和生产,有力地促使我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高潮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奔腾前进……为此,各地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动员千千万万的劳动大军,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劳动潜力,充分发挥人的积极因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全力投入突击早稻插秧战斗。……我们要求各级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领导小组)在大打早稻插秧的“人民战争”中,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更大的高潮。做到越忙越要学,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贫下中农的头脑,指导插秧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不少地方的插秧工作确有军队参加:
在大打早稻插秧歼灭战的“人民战争”中,县直各机关和当地驻军,抽调了近300名指战员和机关干部,组成若干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奔赴插秧前线,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广大社员群众和社队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动插秧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必须……坚持和广大贫下中农实行“六同”,即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同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学习领袖的话语,就像是给社员贫瘠的大脑施肥。5月7日的《第一线》介绍了滩溪公社在插秧过程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如何威力无穷的:“甘棠大队六生产队,在春耕大忙期间,五头耕牛被狂犬咬死了两头,有的社员产生了悲观情绪,这个队的生产领导班子,再一次组织大家学习了《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当学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教导时,贫农社员赵福行说:‘牛死了,人还在,我们不能等牛买来再干。’于是他和另一位贫穷社员杨春武挺身而出,拉了一亩多田的插耙。”为了给插秧战役擂鼓助威,有的公社甚至还油印了《插秧战报》。
待秧苗终于插完了,接下来5月12日的报道就完全是一幅“提前丰收”的景象: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今年早稻插秧之所以快,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更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到一个新阶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聪明最勇敢》)
5月16日的另一篇报道则说:
四月六日,这个公社的早稻插秧战开始打响了。在插秧期间,他们为了更好的按最高批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战斗,去激发每个民兵的斗志,各生产队以民兵组织为单位,都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以“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为主要学习内容,坚持开工前学,记工前学,饭后学,田间休息时学,碰到困难学,关键时刻学;作(做)到下田劳动带红旗,田头插毛主席语录牌,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许多女民兵学习最高指示后,思想提高了,干劲鼓足了,积极要求参加插秧的越来越多了。红桥大队楼花生产队吴传香,身怀八个月身孕,插秧仗打响后,她天天坚持参加扯秧;女民兵吴传英(女队长)说:“毛主席对我们妇女这样重视,这样关怀,我们妇女就应该为毛主席争气。”因此,她在插秧战役中,天天都是晚上三点钟起床,下田扯了100多个秧天才亮……
然而,上述“先进生产力”毕竟只是写在纸上。1967年年底,“永红县”并没有实现想象中的大丰收。根据《永红(修)县1967年地方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说明》:“1967年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553213元,占全年任务的69.21%,按可比口径,比去年下降33.27%。”
为何最终没有实现“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主要原因包括:“工业原材料供应不上;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走资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大搞物资刺激及挑动武斗,以致人员打伤,大批人员脱离生产,严重地影响生产,造成费用增加。”痛定思痛,当时的总结是:“千条、万条,归根结底,还是工作不努力,没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以致没有完成财政收支任务。”
战斗无处不在。我在《永修县志》上读到一则“文革”史料。据记载,1967年年初,“停产闹革命”使县政府瘫痪。几个月后,分化为两派的造反派发生大规模冲突,“七月四日,‘井冈山’聚集贮木场,‘大联合’调集民兵三面包围。凌晨二时,双方开枪射击,互有伤亡。十一时,‘大联合’用六○炮轰击贮木场。武斗中,双方共死亡10人”。
2010年年底,我在天津认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乡,他曾经在“文革”时参加过武斗。回想起上面的事情,老人置之一笑。我尤其想通过老人了解的是,这两派在主张上有什么区别。老人说,当时打得天昏地暗,一派是“保卫毛主席”,一派是“捍卫毛主席”武斗刚开始时,两派还派人入户询问你站队愿站哪一边,有点像现在搞人口普查,有的一家分出好几派。不过到了后来,由于厌倦了暴力与混乱,越来越多的人做起了“逍遥派”。
当我在微博里谈起这件事时,有位山东的网友给我留言,说起他们家的故事:“我父母是保皇派的,阴差阳错地逃过一场恶斗,造反派胜利了,伤员很多,还同住一个病房,标志是胜利者病床上插红旗。失败者插白旗。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世间事,想起来也真是让人觉得有趣——此地当年,不是各党各派竞争谁更忠于人民,而是人民各自为战,比拼谁更忠诚于唯一之政府与领袖。
关于“永红县”为什么会发生财政赤字,今天的中国人早已心知肚明:当年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只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混乱,并没有带来先进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