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万弟兄的尸骨，仅换来一个地归原主”
1934年，国民党要员彭学沛到江西考察，发现江西的农村到处是碉堡：“如同在巴黎到处看见裸体雕像一样，山顶不消说，只要是一个丘小冈，上面也有一个碉堡……碉堡有些是军队构筑的，有些是民众构筑的，有些是土匪构筑的，每碉上必有标语，远远便可以望到，异常显明，如果商店公司利用来贴广告，真可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彭学沛《江西农村匪区视察记》，《游客话江西》）小小细节，即可见当年战事之紧张。
从1934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在江西大张旗鼓搞乡村建设实验，有人说也许正是因祸得福，这里的农民不再被漠视。在共产党被驱出以后，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便是对农村加以救济和援助。然而，这些农民并没有得偿心愿。
三年后，《大公报》记者徐盈自江西发回特别报道，文章以考茨基论法国大革命的一句话开篇：“不管加诸这些城市分子身上的压迫是如何强暴有力，但比之农民情况总要差胜一筹。”而该文前言标题即为“可怜的农民”。尽管在董时进的农业院等机构的支持下，因为引进稻种使粮食产量有大幅提高，但江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就是土地问题。农民抱怨：你改良了种子，培育了树苗，可我们“良种无田”、“种树无山”。
文章直指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打土豪，分田地’一个口号便是使共党在江西盘踞了六年的主因。而事实上，也是在土地问题愈严重的地方，共党统治的时间也最久。”徐盈据此分析，“对于土地问题的真相加以曲解固然不正确，而忽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的学者们尤不可宽恕”。就在此前，南京地政学院的研究员在调查完江西土地问题后曾经大声疾呼“时机不可错过”，正好利用这个区域做一个“平均地权”的实验。孰料时光流水匆匆过，这个问题因搁置而被淡忘。更令人担忧的现实问题是：“为什么佃农一天天的多起来？为什么匪后的土地相当集中起来？”
红军撤退后，熊式辉注意到，“当时黎川农民分得田地之后，竟有私自向逃亡在外县之地主纳租金者，而广昌田地分配之后，仍各耕其原有之田，而对于新得之田，多置之不耕”，原因是中国“土地制度根深蒂固，所有权的观念等于天经地义，一旦无条件的夺他人之田地据为己有，良心终觉不安。”(熊式辉，《海桑集》)然而，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农民心觉不安，并不能代表他们不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回顾历史，当初国民政府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制定了土地条例，主旨不外乎四项：“地归原主”、“保留其使用权”、“计口授田”及“征土地累进税”。前两项旨在稳定当时的紊乱状态，而后两项则为“平均地权”起步。不幸的是，国民政府之居安思危用错了地方，“平均地权”的想法很快打了水漂。虽然技术人员们殚精竭虑，改良了种子，培育了树苗；可农民说：我们“良种无田”、“种树无山”。
徐盈由此感慨，“我们很同情主持土地整理的负责人的苦衷，可是更承认某军官的激奋：‘几十万弟兄的尸骨，仅换来一个地归原主’是一句血泪语……若是仅以扶植大小地主的复活便算了事，那又何必抛掷了这么大的牺牲！”（徐盈《江西农村改进事业的全貌》，《游客话江西》）
乡村建设，是失败还是中断？
1937年4月，徐盈在万家埠实验区采访，谈到与总干事王枕心有关的两个细节。一是王枕心理论水平实在是高。为了推动乡村建设，王枕心写过一本叫《中国民族自救之路》的小册子，认为中国农村崩溃，如同得了慢性肺炎，外感帝国主义之经济剥削，内有封建势力之弥漫，是故农村问题不只在农村，还需内外一起调理。与此同时，农村问题也不是一方面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农村的改进绝非是一种技术改良所能达到，必须有各方面的推进才有出路。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唤起民众自治、自强的力量，使他们首先能够“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互信”乃至“共信”。
另一个细节更值得回味。当时徐盈正与当地农业指导员畅谈“三农”，忽然听说请来放映电影的“电影汽车”要开回省会了。王枕心为此非常着急，因为他已经通知各保来看电影，岂能失信于民——“就是熊主席要，我也有办法的”。可车子最后还是开回去了，这回不是熊主席要，而是林主席要。这里的林主席，是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更可以说一个代表着随时可能中断这场乡村建设的外力的隐喻。
在走马乡实验区，苏邨圃希望借助政治力量扶助农民，以达到“四自”：自治、自卫、自给、自强。让他尴尬的是，从一开始，这个机构便不能真正做到自立，因为经费很成问题。而且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有一位教育视导员在看了江西农村实验区教育的情况后表示：“我去视察乡村学校，只要有教师，有校舍，有学生，我就给他满分，因为根本不能再苛求，再苛求乡村就没有一所能称得起是学校的。”（徐盈《江西农村改进事业的全貌》，《游客话江西》）
尽管乡村建设得到了政府与社会的一些支持，但就整体而言各实验区仍只是勉力维持。至于后来一个个销声匿迹，已非各位干事之精诚团结、励精图治所能挽回。一年后，日军入侵江西，位于赣北的走马乡实验区率先沦陷，宣告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接近尾声。
文艺评论家姜弘在《苏邨圃传略》一书序言中谈到，苏邨圃在五四运动前入北京大学学习，亲身参加了那场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过激行动。他既是胡适喜爱的学生，又是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在报刊上发表过激进文章。但在步入社会以后，所奉行的却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然后进行适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而真正的五四精神、五四传统，产生于那场火爆的街头抗议活动以前，《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的源头和正身。觉醒了的新青年走上了两条路，一条是激进的革命之路，一条是渐进的改革之路。前一条路经过“一二九”到延安的“抗大”、“鲁艺”和后来的一些“革大”、“军大”（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后来直到“文革”；后者则是从北京大学到西南联大，从《新青年》到《观察》，后来几经迂回反复直到今天。（姜弘《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苏邨圃传略》）
回顾当年的乡村建设，是否还有一个“社会的五四”？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在某种程度上说都可谓“精英的五四”，且具有理想主义倾向。清末民初，个人觉醒与社会建设并驾齐驱，尽管一度走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尽管历尽坎坷，几度沉沦，但建设一个可以期许的，即将远离“贫穷，疾病，愚昧，贪污与扰乱”这“五鬼”的美好社会，却是包括精英与大众在内的所有人的共识。
研究者多以“终于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盖棺定论。不过在我看来，谈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当以得失论之，而不应笼统地归之于“失败”二字。正如有学生因病辍学，中止了学业，你不能说他的书读失败了。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未竟的乡村建设，我们从中学到与得到了什么。又毕竟，就历史增量而言，有些实验区的成果还是较为完好地保留下来。比如说万家埠实验区，距离小堡村不过二十公里，至今以“民国村”留存，成为当地开发农村旅游的一个重要景点。回顾百年中国，如果非要说失败，只能说历史上所有剥夺农民权利的改革最终都失败了。
虽说历史不容假设，如果政治归政治，社会归社会，社会建设能不因政治动荡而得以保全，今日中国将有何等可观的文明累积。同样要问的是，一个自称“不建设，毋宁死”的政权，何以丢掉大陆，败走台湾？倘使当年国民政府能像阎锡山所说在完成民族与民权大任时兼顾民生，能像后来在台湾一样进行土地改革，急农民之所需，历史会不会有另一种写法？有一点是已经发生了的，国民党的军队有能力将苏区的红军赶到陕北，却没有能力赶走自己在土地政策上的漫不经心。当它一错过再错过，历史终于失去了耐心，已经不愿再给它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