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建之子，云散风流
回顾当年救济乡村与国家的赤子，因了时代的因缘际会，他们个人的来去住留亦有所区别。
梁漱溟，1988年6月23日，这个自称“前生是一个和尚”的老人坦然告别人世。一辈子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道奇迹。
晏阳初，在1990年1月17日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在美国纽约逝世。晏阳初的遗愿是：“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晏阳初曾对全世界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卢作孚，他不仅致力于乡村现代化，同样是首屈一指的“中国船王”。1938年10月，在日军进犯湖北后，他坐镇宜昌，指挥船队昼夜奋战，将全部人员物资抢运到四川。此举被他的好友晏阳初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抗战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有85艘船被炸沉炸伤，117名船员牺牲。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曾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不幸的是，这位中国人不能忘的实业家，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因养子揭发而“畏罪”自杀。所谓“罪行”，不过是在公私合营期间，他与公司的公股代表在北京出差时互请吃饭、洗澡、看戏而已。
黄炎培，1965年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过世，终年87岁。他留给后人的著名论断是“黄炎培周期律”。1945年黄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直言道：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对此警示，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阎锡山，虽然擅长“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晚年还是和蒋介石一起退避台湾，十年后病逝，终未能“将这把老骨头活着回太原”。阎在晚年主要忙于著书立说。反思国民党为什么兵败时，阎锡山认为国军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国民党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的胜利。打倒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是民权革命的胜利。今日民生革命国民党未实行，被共产党拿起来，使国民党失去存在的根据。这可说明能适应时代需要，表现革命效用者，一定成功，否则自难存在。”此前的1950年12月31日，阎锡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本半世纪之感想与今后之展望：今日为本半世纪最终之一日，亦为后半世纪开始之前夕……我的展望，是愿将本半世纪毁灭的前夕，变为安和人类的开始。人事全在人，只要有领导世界的资格者，领导安和，全世界即能得到安和。政治与人民亦如同农夫与禾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