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如晏阳初、梁漱溟、董时进、傅葆琛、李景汉、陶行知等，纷纷下到农村。他们不像上山下乡时的知青因为响应政府号召而“扎根”农村，也不像现在许多大学生村官一样到农村寻找自己的“奶酪”，而是完全受着理智与良心的驱使，“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时人救国的热忱，不计名利的拼搏，着实令人感佩。
谈到这场救济乡村的运动，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晏阳初与梁漱溟。
先说晏阳初。晏阳初的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推动平民教育。关于为什么要帮助农民接受基础教育，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学博士，与晏阳初共事的傅葆琛在起草《乡村平民教育大意》时这样写道：
乡村居民至少占全国总人口数百分之八十，故乡村平民教育是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教育。而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却缺乏教育，致生产能力不足；故乡村平民教育是供给全国衣食住的人之教育。乡村居民天赋才智并不弱于城市人民，而其锻炼身心及与自然界接触的机会，实为城市人所不及；古今中外英雄豪杰、名将贤相、实业家、科学家出身于田间的甚多。一旦乡村人民接受教育，人才产生，未可限量。唯我国自改革教育制度以来，偏重城市，漠视乡村，至乡村学校寥若晨星，失学者愈显其众。
在晏阳初及其追随者看来，没有任何一国能越过其民众而强盛起来。“全国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二十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的老愚民。当今世界为民族智识的战场，以目不识丁的民族和饱受教育的民族相竞争，瞎子斗不过明眼人，这是何等显明的事理。”希望能够借平民教育开发这世界上最大的“脑矿”。1926年，“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傅葆琛、冯锐和刘拓三位博士与若干工作同仁开始深入乡村。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读书人士大夫，尤其近一百余年高级知识分子首次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1929年，晏阳初到河北定县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不要安居在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而是要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
二十年代北京一家报纸这样评价晏阳初等知识精英举家搬出闹市，来到道路泥泞、灰尘弥漫的定县农村安家落户：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运动，帝制科举出身持有者、中国大学教授、学院院长和国家机构退休工作人员，以及许多美国重点大学的博士和硕士们，纷纷离开城里的职位和舒适的家，来到偏僻的定县农村，寻找复兴古老落后的人民生活的方法和途径，从根本上实现民主。
晏阳初不是为了扫盲而扫盲，而在于让大家能够读书明理，使民众褪去身上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实现“免于愚昧无知”的第五大自由。和晏阳初相比，胡适有个著名的“五鬼论”，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胡适认为中国最需要打倒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无论是晏阳初的“四病”，还是胡适的“五鬼”，这一切都不是革命所能一揽子解决的。身处转型时期的人们，最需要的不是一日千里的革命精神，而是一点点推动社会建设的和风细雨。
至于梁漱溟，这位“最后的儒家”认为，西洋文化涌入中国之后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形成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梁漱溟概括了破坏农村的三股力量，即兵祸、匪乱、苛捐杂税——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辅——经济属性的破坏力；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文化属性的破坏力。基于“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儒家理想以及“中国有阶级斗争之力量，而无阶级斗争之目标”的时代判断，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中国的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至于什么是“乡村建设”，梁漱溟开宗明义地指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卢作孚。在其他志士仁人忙于“教育农民”的时候，卢作孚率先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因为“如果我们长时间不能将国家经营好，总有人会亡我们的，纵没有甲，也会有乙”。卢的愿景是，“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除此之外，还有高阳的无锡实验、黄炎培的徐公桥实验、陶行知的晓庄模式等等。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在此前后共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在各地设立实（试）验区有1000多处。不过，在我整理民国时期乡建运动的材料时，最让我心动的还是阎锡山的“用民政治”以及改革村制的设想。很难想象，这位教科书上永葆刽子手形象的地方军阀，竟有那么多光彩照人的主张。
从1917年9月开始，阎锡山集一省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阎锡山才有机会自上而下推行他的“用民政治”。阎锡山曾经用“不亏负”来概括其“用民政治”的主要精神。什么是“不亏负”呢？阎锡山打了一个比方。他说，炭在中国，只是供蒸饭燃烧之用；而在欧美，炭的使用方法很多，如可作蒸汽之用，可供化学之用，使用方法可达七八十种之多。为什么同样是炭，在中国用途这么少，而在外国用法却很多，这是因为中国亏负此炭，而外国不亏负此炭，即炭在中国没有被充分利用，没有发挥出其全部功用。自然界如此，具体到人类社会也是如此。阎锡山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力并不逊于外国人，而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成就却不如外国人，是国家之政治与社会之习惯有亏负人民而造成的。民无德即为顽民，无智则为愚民，无财则为贫民，为求达到“良政治”，就要以“用民政治”“启民德、长民智、立民财”。
“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这是我关于两个时代的判断。透过上面提到的二三十年代各地掀起的“救活农村”、拯救农民的乡村建设运动，不难发现，从民间到官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多是在努力争取收获一个“流汗的世纪”。只可惜这一切蓬蓬勃勃的景象，被日寇入侵带来的血流成河无情中断。于官方，如阎锡山者只能喟叹“我辈从前终日汗劳，真可谓白费力三字”；于民间，梁漱溟在邹平建起的乡学村学也被当地暴民焚为灰烬，有的乡建干部甚至被暴民杀害。如有学者感慨：“一切又恢复到了过去的模样，仿佛什么也未发生。”百战旧山河，历史多无情，终点又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