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圣西门在年少时，就开始命令自己的仆人每天用这样一句话来叫醒他：“伯爵，请起来，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您”。和小堡村所有孩子一样，我年少时没有仆人，在那个时代能唤醒我的只是我的父母，而父母要我做的事情也只是靠着读书洗去脚上的泥巴，而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业。
我这里即将谈到的读书实指考大学，和我今天常说的“美好人生三部曲”（读书、写作与旅行）之“读书”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事实上，自从大学开始扩招以后，考大学不但不伟大，甚至已经为有些人所轻视了。
a. 小二郎从政
我还清晰地记得1979年我入学第一天时的情景。那天上午，刚雨过天晴，我和一群孩子踩着村南的泥泞小道去小学。到学校，交了两块六毛钱的学费，领完了语文和数学两本书，然后就放学回了家。那时候的语文课本仍充满了政治气息，“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不过，数学的格调较以前已经大有改观。“文革”期间的数学课本上面写满了阶级斗争的标语。典型的格式是，一页上面写着“最高指示”，如“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下面则紧接着问题：“解放前贫雇农受尽了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陈大伯租种了地主9亩瘦地，被迫交租4572斤。平均每亩被地主剥削去多少斤？”现在你很难想象，只是教孩子计算的课本里，处处是“狗地主”这样充满暴力与侮辱性的字眼。
虽然小时候通过教科书接受了很多政治教育，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话语对我从未构成决定性的影响。毕竟，我启蒙于“文革”之后，此时类似“狗地主”这样的词汇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年纪还不能真正体会的充满政治色彩的爱的教育，如“邓妈妈送雨衣”，以及春风吹拂、江河解冻的种种故事。
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战争的硝烟仍未散去。就在欧洲人传唱鲍里斯·维昂的反战歌曲《逃兵》，高呼“如果需要流血捐躯，总统您先来”时，我们还在唱着“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长大以后，懂了些政治伦理，觉得自己从被系上红领巾的那一天开始，便算是“从政”了。当然，即便如此，你也不会真正认为自己的“从政生涯”始于童年。因为你这小二郎，那时候只有流鼻涕的尴尬，而没有流血的冲动。你的眼里，只有大千世界的重叠的影像，而没有真正的政治立场，更别说你会为这个政治立场奋斗几天。
无论如何，相较于从前的混乱岁月，一个去“泛政治化”的时代已经开启。只是，乡下人对于政治运动多少有些后知后觉。在我印象中，直到华国锋下台几年后，学校才意识到不能再挂华国锋的像了。那大概是我读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有天下午，来了几个陌生人将华主席的画像摘走。当时不知所以，其实那不过是大人们为一个逝去的时代追加了一个仪式罢了。
b. 一条鞭法
对于小堡村而言，1980年代的前几年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载入村志：一是村里（当时仍为生产队）合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二是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前者是空间意义上的，它让村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城里“白人”的生活——有此对比，自是因为晒得黑黑的农民经常羡慕晒不着日头的街上人的缘故。我年少时写诗，怜惜农民的命运，也曾将他们比做“阿非利加洲的黑人”。而后者则是时间意义上的，它让村民们看到自家孩子可能的远大前程。这也是我和我的同伴们自小深切体验父母“一条鞭法”之诱因。
关于如何教育下一代，以及乡村父母在孩子身上赋予了怎样的希望，村里最有学识的一位农民（他同时是我的语文启蒙老师）与我谈到这样一段心路：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意思，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出去”（当地土语，相当于“费尽心力把孩子送出农村”），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
关于我的这位老师的故事，有两点给我印象最为深刻：一是如上所述，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事则是他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如今他的儿子早已经大学毕业，留在西部的一个城市工作，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那是在小学暑假的一天，父亲发现他没做作业，而是和其他孩子们在“赌纸”（村里的孩子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作业本或烟壳纸当作赌资），于是将他提回家接受家教。
这位气急败坏的父亲先是逼迫他的孩子冒着正午烈日的酷晒到山里捡一小筐石子，然后让他把石子铺在门前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并让他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孩子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又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关进盛稻谷的木桶里，直到孩子的母亲忍无可忍将他“救”出来。类似“严打”，在农村也算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我本人也曾像陀螺一样多次被父亲抽得满地打转，完全不堪回首。
透过类似家教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并非“一条鞭法”那么简单。而且，父辈对时代、对人生不可名状的怨怼也会变相转移到孩子身上。基于农村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小堡村的父亲们定是要通过这样近乎残酷的责罚，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与热，并引以为戒。我没有亲见那位父亲对儿子的责罚场面，然而每念及此事，回想起自己年少时所受的鞭笞，也不得不感慨：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竟要让不幸人家的孩子多此艰辛！
c. 露天电影院
小堡村出第一个大学生是在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七年。自那以后，这个村子像是打开了通往城市的闸门，经常有孩子考上大学。刚开始，每考上一个大学生村里都会放两场电影，包括小队请一场，大队送一场。通常学生家长还会办几桌酒席以表谢意，以尽乡谊。
也许是因为少不更事，或早习惯了在外面闯荡，我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是以一种怎样轻松而淡然的心境离开故乡去上大学的。然而今天，当我写作此文，重新回忆起旧时的一些细节，点点滴滴，竟忍不住潸然泪下。
遥想当地当年——你，一个即将进城的“准大学生”，面对几桌盛载纯朴乡情与父母恩情的酒席，以及入夜时分渐渐飘起的汽油的芬芳，放映机射出的洁白如烟的光束，悬挂在屋舍墙头的电光幻影……而这一切都是为你而设，既是你所熟识的乡下人为你这个未来的城里人专设的人生庆典，又像是一场出乡村的仪式，一个成年礼。年轻无依的你，将从此背负行囊，走过村后的山坡，望着故乡九月阳光里相送的父母与乡亲，远走他城，孤身一人，担负命运。
时至今日，尽管村子里仍然偶有学生考上大学，却早已经不复旧日“风光”。现在不但没有露天电影可看，甚至连家长请客喝酒的热情都没有了。原因自有多重：其一是大学生越来越多，也应了经济学上“边际效用递减”之原理。其二是学费过高。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界，许多高校前后几年间学费相差近20倍。面对如此高昂的学费，对于那些贫寒人家来说，考上大学着实不能完全算作喜事。其三是大学毕业后不好找工作。许多农民因此开始盘算，与其给孩子花几万元上大学将来还可能找不到工作，不如及早改弦更张、迷途知返。而成绩平平的孩子，也只想着拿个初、高中文凭，早点外出打工，一了百了。即使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立即改头换面，至少能紧跟潮流，买个手机，然后一次次把它换掉。我在县中读书时，曾经听说有个在读学生，屡败屡战，连续复读了八年——人生黑暗至此，用乡下人的说法，此公偏偏是“卵毛都已经读白”。这样的执著，相信在日益开放的今天再也不会出现了。
d. 二又四分之一首歌
许多农村学生考不上大学，并非完全因为自己不努力或者愚钝。除了录取分数线相较大城市要高出许多之外，还有就是农村教学条件相当差。
八十年代曾经流行一个真实的笑话，说的是一位初中生在课堂上问数学老师：“为什么要先乘除，后加减？”那位老师想了一下后回答说：“那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不知道这个笑话发生在什么地方，不过我是宁愿相信它是发生在农村的。至少，以我对农村教育的亲历与感受，它发生在农村我一点也不意外。
比如说我小学的音乐课，从三年级开始一共教过三首歌曲。一是聂耳的《卖报歌》。一直到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唱的都还是“我是卖报的小行（xíng）家”。那时候，我的怀疑精神也真是少得可怜，只知道跟着老师走。恍惚之间，心想既然你要卖报，要赚铜板啊，总免不了要行走，而且你是小孩，自然就是“小行（xíng）家”了。另一首是《读书郎》，这是流行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首老歌，印象最深的是“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有一年“六一”分场各小学搞歌咏比赛，我唱的便是这首歌。第三首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四季歌》。谁知正要学唱“夏季”时便被校长叫停了，“四季歌”变成了“一季歌”，只有春天的故事。后来才知道这首歌被叫停，完全是因为春天的故事里面有“大姑娘”，有“情郎”，还有“鸳鸯”。考虑到这首歌只教了春季，我小学时学过的歌，实际只有二又四分之一首。
奇怪的是这位外表严厉的校长先生，不知何故在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时便消失了。直到2009年，我到县档案馆查一些资料，无意中发现他当年被开除了公职，原因是他违反“计划不生育”政策多生了一胎。关于这位校长，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黑板上讲汉字。他有一个观点，“射”字和“矮”字一定是古人给弄反了。理由是“‘身’为一‘寸’，会意就是矮的意思；而‘委’、‘矢’相伴，合起来才是搭箭而射的意思。”不知道古人是否真的糊里糊涂犯了错误，但是校长先生的这番说辞，给我幼小的心灵注入了一种怀疑精神却是肯定的。
至于那时候的硬件，同样寒酸无比。小时候在书里读到两个细节会十分羡慕：一是城里刻苦的孩子能够在路灯下看书；二是小学课文《六个“墨水瓶”》里描写的列宁在监狱里的生活，因为那儿不但有面包，有牛奶，而且牛奶多得可以用来写字。我心想，那时候的生活可真是好啊！
值得庆幸的是，小堡村的小学生如今早已不用像我年少时一样勇闯独木桥，或在教室涨水时踩两脚稀泥了。2003年年底，著名歌星、港姐邝美云捐了一笔款，使小学不但可以重新选址盖起了几层小楼，还进了几十台电脑。此时，邝美云早已皈依佛门，法号如悦，是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副会长，捐建的小学因而更名为佛光如悦小学。
说来凑巧，这些年当我的生活丢掉了音乐，听得最多的竟是邝美云唱的《大悲咒》。她的慷慨解囊，使我的小学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2008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走到小楼边上，也算是近距离真切地感受到了乡村巨变。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一是计生政策的直接影响；二是许多农家子弟已经在城里生儿育女，或举家外出打工。当年村子里十几个孩子上学打群架、闹派系的热闹情景不复再现——这一年夏天，我发现全村只有一个孩子在上小学。原来的中学，因为没有足够生源，已经取消了高考班。而我当年的部分小学老师县里不转正，一起去省里上访，才得以解决。其中一位老师在电话中向我感慨不已，“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非要往上面闹了才能解决问题？”
至于中学，最无趣的当属思想品德课。一位头发花白的任课老师，课上只知让学生们依次站起来念课文，直到铃声终于响起，师生齐获解脱，鱼贯而出。长大以后，我觉得或许更应该感谢这位老师，正是他的无所事事无意间让我看透了政治宣教的虚无与空洞。数学老师年纪也很大，据说是个被下放的了不起的人物。有多了不起学生们无从知晓，只知道他有个“上下其手”的习惯：只要天气尚好，便一手摸着脑门，一手插进前面的腰带抚着小腹，在校园里安详地踱着步子。他像时间老人一样从容不迫，总是平平淡淡，慢慢悠悠。
e. 浅浅的一汪题海
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一定熟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副对联。我是在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的家里看到这句话的。及至年长些，更知道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之类的句子写成“书法”贴上糊满报纸的墙，以作励志用。
回想乡村孩子上学时的情景，虽散漫、自由却也难辞辛苦。严格地说，这种辛苦并不在于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学习，而在于完成作业时环境有多恶劣。且不说平时的菜油灯以及15瓦的电灯不遗余力地损坏小小读书郎的眼睛；且不说稍有点风吹草动，这15瓦的电灯还要被吹熄……炎炎夏夜，面对扑面如山响的蚊子，有时你不得不宣布自己的人生进入某种战时状态：穿一身当年流行的绿军装，套两脚长筒雨靴，俨然老山前线上的战士。至于说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不多，是因为此时乡下的孩子根本没有条件经历城里孩子望而生畏的题海战术。记得初三时，教物理的班主任只给了我们几位成绩好的同学一张B5纸大小的练习题，让大家传阅着做题，并叮嘱做完后一定交回——那就是我在中考之前见到的浅浅的一汪“题海”。
无题可做的时候，学生们多在教室后面的茶树林里练习踢腿，学唱《再向虎山行》里的“老婆唉老婆”。尽管到了能够跳起来踢腿的年纪，已经知道了反抗，但只要老师召唤，大家还是像读小学时一样温顺，像小猪一样被赶到地里帮老师或者与学校有些关系的农业单位拔花生，算是“学习生产两不误”了。
小学时帮老师家拔花生着实算不了什么，在现在的城里这算是一门“采集课”了。真正危险的事发生在上中学时。比如，被学校动员去山里灭火。那时媒体还在生产“赖宁式好少年”，鼓吹学生为打火牺牲是一种值得学习的高尚行为。就像政府鼓励职员与抢银行的歹徒拼命保卫国家财产一样，个体的生命在那个时代是被轻视的。
f.“我的老师没有姓”
汪中求先生以《细节决定成败》一书扬名。他曾是我中学的老师，而他上学时的条件更是差得让人摇头。据说他上小学的时候，村里只有一个老师。所谓学校只是一间大仓库，五个年级坐在一起，通常的安排都是一个年级上课，另外四个年级自习。当然自习的学生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旁听。回忆起这段往事，汪老师后来特别写了一篇题为“我的老师没有姓”的文章：
小学五年，我们只见过这么一个老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别人也叫老师，因此，五年里，我们一直喊吴集瑚“老师”，就像我叫我的爸爸不可能叫“汪爸爸”一样，以后的30多年里，我也没有改变称呼，一直这么叫他“老师”。
1977年中国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570万青年，带着久违的热情从四面八方赶向考场。恢复高考并不仅是恢复了知识的尊严，它更让社会有了一个正常的上升通道。正是借助这个通道，至1990年代，小堡村得以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70余人的村庄，一共走出近10位大学生。因为当地泥巴沾不住孩子们的脚，远近村民谈及小堡村多出人才时，最后总免不了会说“祖坟埋得好”，仿佛列祖列宗能帮着孩子们在考场上作弊。二十世纪最后的20年间，小堡村一些有志气的父母拼尽全力，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就在邻近的村庄因为农民外出打工开始小富起来，甚至盖起两层楼房时，村里尚无一台彩电。
整体而言，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来说，由于远离了战争与混乱，极端的年代渐行渐远，生活虽然不像《上学记》里的何兆武与《巨流河》里的齐邦媛那样紧扣时代的脉搏，过得颠沛流离，但总还是会受到文明的造化，一步一步地向着更开阔的地方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