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户口”
斯诺曾经感慨长城让中国人长年处于某种“戒严”状态之中。事实上，越来越苛严的户籍制度同样使中国进入了某种紧急状态。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费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合著）一书结语，作者这样写道：
反市场的集体化教条主义把农民锁在村里，无视农民流动的要求和市场的力量，它们在有的地方已削弱了农民家庭文化中的保守成分。……由于贬低农民文化的价值，集体农庄看上去像一匹不能运货的跛驴。随着集体农庄与国家堵住了劳力流动的出路，不能充分就业的家庭劳力增加了。把额外的家庭劳动时间视为免费的农民家庭情愿辛勤劳动，谋取生计。因此，集体活动范围的无情扩大，使那些家庭感到家里像被盗了一样，而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本可以过得更省更好。由于缺钱的集体农庄效益差且分配不公，农民家庭拼命地让某个家人在国营机构中谋得一份拿薪水的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挣钱就行。为了勉强活下去，农民们只得适应这种环境。
对于中国的城乡隔离，秦晖先生写过一篇《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将中国与南非历史上的暂住证做了简要的比较：“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这也是当年孙志刚在广州死于非命的时代背景。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自然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之中。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只有考学、参军（提干）、招工（或者顶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辈）、婚嫁等非常有限的几种。而这一切，无一例外地成为小堡村村民走出乡村、“鲤鱼跳龙（农）门”的具体途径。
户口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很快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农业人口因此沦为“二等公民”。
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转非”控制指标有所调整，一些地方开始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户口交易也因此成为近30年年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
若干年前，《新周刊》杂志为此做了一个名为“狗日的户口”的专题，为农业人口沦为城乡分治下的“二等公民”鸣不平。梳理这一差别，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直到1983年“严打”之时，许多罪犯的宣判词里仍有一条是“吊销城市户口”，其口吻颇似“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样悲哀的是，对于此时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政治权利”却是生而未有，连被剥夺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有朝一日进城打工，也像是这个国家的临时公民，不得不“暂住”在自己的国家里。
“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三年内有近2000万人口转回农村，在《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尽管该书为我写作此文提供了不少素材，但是个中部分观点着实不敢恭维。比如作者在结束语中说：
中国人民是最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没有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大规模的精简要顺利进行是不可想象的。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回乡、下乡，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精简工作结束后，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啊！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掌权，哪个党能办到？！的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的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然而，在我看来，这次大搬迁所能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强制下的无序。此时的计划亦不过是命令而已。当农民成为被驱赶的一群，只能服从而不能自主选择，所谓“政治觉悟”其实是和他们无关的。
关于中国人口由乡村到城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五常有十分精辟的论述，部分观点更可被视为对五十年代末农村人口“大跃进城市”的一种批评。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张五常这样写道：“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保守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但是张五常坦言，“我不是建议中国当局要开始策划一些庞然大计，招兵买马，引进外资，在城市盖上高楼大厦，然后上山下乡，用精明的干部从农民中大量挑选适宜于工商业的人材，然后以徙置的办法，把他们安置在城市，分派工作单位。这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制度，让大搬迁由市场自动调节，由人民自己开动脑筋，自由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一个骤然看来差不多是无法办到的大搬迁，只要制度一改，对症下药，其发展的顺利及神速，是会超出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张五常开出的药方是要让资产有自由买卖的权利。这些资产不只包括土地及房屋，还包括劳力及知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将土地加上了转让权，农民及武士就大量涌到城市。明治政府事前并不知道这个大搬迁会发生，没有半点策划，但跟着的惊人经济增长率，一年之内就极其明显。在私产制度下的市场调整，反应之快之准，是远胜于任何政府策划的。这是因为市场是无数人的讯息组合，通过市价，不共谋而传达了可靠的信息。每个人看看油价，看看地产市价，看看就业机会，自作打算。
归根到底，社会有自我拓展的秩序与生长的节奏，非权力一厢情愿所能单方面完成。这也是我在乡村生活所获得的有关生命与繁荣的最直接体验。走进山野，不用你安排，万物自会生长。而小堡村的农民，在社会渐次开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走出乡村，体会杨万里写在《桂源铺》里的禁忌与解放：“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