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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戒严

2024年12月27日  来源: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作者:熊培云 提供人:gushang23......
摘要: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

户籍戒严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然而,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意味着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相关规定,实行城乡的隔离与分治。到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便一直没有恢复。简单说,几代中国人的这项宪法权利和农民获得的土地所有权一样,变戏法般给变没了。

至于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发展经济、稳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或为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乌托邦梦想。如有分析所指出,与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不同的是,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对此,在1953年9月11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直言不讳:

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转天,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坚持认为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随后几天,毛还在会议上还对梁漱溟使用了“以笔杀人”、“伪君子”、“彻底反动思想”等词语。有意思的是,就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辩的时候,梁每一开始便有人将他打断,到最后会议决定对是否让梁漱溟发言进行表决。结果,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话外,绝大多数人都举手表示了反对。就这样,曾经在延安与毛泽东可以聊上几天几夜的梁漱溟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这个历史细节十分耐人寻味,由此可见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反对的声音,既非一日之寒,也非毛泽东一人所能为。

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失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不顾一切追求“全民就业”,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中国政府很快宣布彻底消灭了失业现象,以至于在以后的19年间取消了关于城镇登记失业者的统计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公布。

有一段历史渐渐被淡忘。在1952—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然而在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2000万人从城里迁出。究其原因,从1960年开始整个宏观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到1961年甚至出现了高达27.3%的负增长。而这里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粮食危机已经发生。当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商品粮供应已经不能满足非农业人口急剧增长。

说到城乡矛盾,刘少奇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谈到农民为工业化承受的负担问题时说:“现在地主阶级被我们打倒了,实际上是城里人跟农民争饭吃,争肉吃,争油吃,争鸡蛋吃,争棉花,争麻,等等。很多东西统统被收购起来,农民很不高兴。这样一来,就使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是很危险的。”

按人均计算,全国农村拥有粮食消费量1957年为409斤,但到1960年只有264斤。过低的口粮,加之没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来弥补口粮的不足,致使农村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并且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据《当代中国的安徽》一书记载,1957年底安徽全省人口为3064万,到1960年底只有2557万,减少了487万。

由于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考虑到不可能继续挖夺农民的口粮,中央政府决定精简城市人口以减少商品粮的供应。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是鼓励职工返乡,三年间有近2000万人转回到农业生产,也就是上文提到的2000万人迁出城市,只不过由于不能公开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三面红旗,这项涉及几千万人的大精简在当时执行得非常低调,没有作任何公开的宣传报道。二是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部门,使得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所发展;三是限制农民进城,劳动部门规定凡在城市的企业、事业单位用人,只能从符合条件的城市青年中招收,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四是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1966年有129.28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插队的为87.06万人,到国营农场就业的为42.2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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