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满天下
说到农民进城，很多人都会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民工潮。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便已经开始关注当时的“民工潮”。根据1923～192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人口的离村平均数为4.61％，而进入30年代，农民离村率有了大幅攀升。据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农户的调查，统计出“全家离村之农家”共有1920746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4.8％；“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共3525349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8.9％。到1935年，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户数比分别为14.2％、21.3％、15.4％、8.2％，四项合计达59.1％，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占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64.9％，而到别村务农或垦荒的为28.5％。（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转引自《近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社会史考察》）
1923-1925年不同地区农民离村规模比较
地区 全人口 离村人口 离村人口率
(人) (人) (％)
江苏仪征 2084 30 1.44
江苏江阴 3414 80 2.34
江苏吴江 1372 67 4.88
安徽宿县 3478 105 3.02
山东沾化 5857 513 8.70
直隶遵化 9085 241 2.65
直隶唐县 6177 281 4.55
直隶邯郸 4236 77 1.82
直隶盐山 803 70 8.72
浙江萧山 10355 795 7.58
和今天一样，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根据《独立评论》的老作者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等人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与此相伴的，自然是农田大量抛荒。1932年，《农业周报》刊文指出，“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
至于农民为何抛家舍业或者拖家带口进城，理由自然繁多。比如，天灾、人祸。天灾古已有之，至于人祸，主要指胡适所谓“五蠹”（贫穷、疾病、贪污、愚昧和扰乱）之一的扰乱。近现代中国满目刀兵之祸，最惨酷者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而江西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有名的战场。为了天堂，多少人失去故乡。
在中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在《晚清七十年》一书里，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这样概括太平天国运动，“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二十世纪中国对太平天国的美化始于孙中山。为了反抗清廷，他公开号召同盟会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以激发斗志。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记载，孙中山甚至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便以“洪秀全”来称呼他。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对太平天国运动史料缺乏足够的了解；二是出于政治目的。不过，孙本人在这方面还算清醒，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但并不欣赏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因为这样，“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但是，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方面，孙中山的确没有开一个好头。由于过度拔高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其后国共两党对具有反叛精神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抱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洪秀全几乎成了真理的化身。事实上，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不仅西方学者不以为然，中国知识界也一直不乏反对的声音。除了胡适、钱穆认为太平天国是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冯友兰同样否定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退到黑暗时期。”及至八十年代，在不少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指责太平天国靠巫术起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人民全无自由，《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在搞奴隶制。许多西方人对此也颇不以为然。
清帝逊位以后的几十年，中国依旧战乱无数。据统计，仅自1927年夏—1930夏天这短短3年中间，动员10万人以上的内战就多到近30次。由于长期战乱，大批散兵游勇变为土匪，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民也加入了土匪队伍，不少地方因此成了土匪世界。河南南阳等地的农民外出耕田，有的甚至要背扛枪支以防止土匪抢劫。由于盗匪横行，一些农民只好求生于相对安定的城市。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民的这种用脚投票很多具有逃难的性质。而这种用脚投票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少见。以先秦为例，除了纵横家穿梭于各国之外，奴隶也经常逃跑。商代奴隶主贵族为了对付奴隶逃亡，采用断足等酷刑，惩罚逃亡奴隶。如此岁月，如果说统治者教化民众不外逃是为用脚投票避孕，那么以断足禁止奴隶逃亡则属于给用脚投票结扎。
然而，尽管面临各种可能的伤害，甚至死亡，追求自由终究是人的本性。据《秦汉逃亡犯罪研究》记载，西周逃得最多的一次能够逃走三百户。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以政治逃亡为主，外加民众逃亡（民溃）、士兵逃亡（师溃）的逃亡几乎成了各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和以前以后的时代不同的是，春秋时的中国气象万千，对于用脚投票、四散奔逃者，各国政府见怪不怪，除了瓜分他们的财产外并不追捕。对于逃到本国的人，即使不殷勤接待，至少也不搞现代国家的遣返。此时政治松弛，邦国林立，由于有“市场政治”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各国民众在用脚投票方面的确是收获了前所未有也后所未有的自由。之所以说“后所未有”，是因为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社会被严格的户籍制度所控制。从今往后，社会成员没有得到政府许可，取得合法手续，私自脱离户籍的迁移都将被视为犯罪。
除了上述逃亡的原因以外，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出乡村同样得益于当时渐成气象的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费孝通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谈到，此前一二十年，上海附近的城市机缫丝业的发展极快，城市工业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江村周围的蚕丝厂也是遍地开花，许多女青年被吸收到工厂里做工，江村16-25岁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现在村外的工厂或在合作工厂工作。她们就是新的挣工资的人”。
每当我重读《江村经济》里的这些段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似曾相识的场景，难免会想起无以数计与小堡村村民一样满身力气的男男女女，他们因为中国城乡分治这一基本国策几十年不许外迁或打工，尽做“帝国稻草人”；而且，同样是他们，见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民工潮像民国初期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卷土重来。这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折腾，又怎能不给人一种光阴虚掷、今夕何夕的历史悲情？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无论农民所为何由走出乡村，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都有逃避灾祸、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而且，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动力。正是这些权利的保守以及这些动力的驱使，使他们从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里走出来。不幸是，曾经冷暖自知、谋生天涯的背井离乡，在极端的时代竟然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而这种权利，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是得到宪法保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