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公社”
自从有了合作社，有了集体，过去农民与国家的二元关系也开始让位于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的三角关系。一个挣工分的日子从此开始了——准确地说，由于没有议价权，是一个几亿人为国家打工的时代开始了。农民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社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的中国已经消灭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后，工农成为一个阶级。在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节节胜利时，康生甚至从马恩原理出发，建议毛泽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名为“中华人民公社”。当然，这一提议并没有被采纳。试想，如果将“主席”这个称呼改为“社长”，其受到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毛社长”本人也不会答应。
在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中，合作社实行了农业、供销、信用三社合一，又把乡人民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乡民委员会和社管理委员会合而为一，实现了政社完全合一。并且，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社办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福利事业（从这方面说，此时农民的待遇比现在许多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似乎要好些，至少前者还有社会保障）。当然，福利的目的并非福利本身，而是为了让农民能在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全情投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生产。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工作时农民在田间地头都竖起了毛主席语录牌，以争取“思想生产双跃进”。事实上，那时候不光炼钢要“大跃进”，粮食要“大跃进”，歌曲也要“大跃进”。有统计说，当时全国各地搞赛歌会，一年下来群众创作的歌曲有好几万首。
不怕倾家荡产
在设立合作社之初，的确有不少农民抱以很大热情，否则这一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不会在几年间如此顺利展开。合作社的好处十天十夜也说不完，最有代表性的是“七不怕”：一不怕两极分化受剥削；二不怕天灾和人祸；三不怕没钱花；四不怕鳏寡孤老没人管，死了没人埋；五不怕小孩没学上；六不怕劳力没活干；七不怕倾家荡产。
此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七不怕”。当时，因为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兵营。在普遍的“无私的贫困”之中，许多人其实都已经“倾家荡产”，成为穷得只剩下国家与领袖言行的政治随从。从逻辑上说，此时的国民，不是不怕倾家荡产，而是无家可倾、无产可荡。一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乡，将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改成全民所有制。改变所有制后，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大部分生活资料也归全民所有。为了破除私有观念向共产主义过渡，社员的私宅可以随时被拆除，以便住到定居点去；鸡、鸭、猪和树林也都归了公，砸了锅炼铁，家家户户不再冒烟，全去吃食堂。而“（共产主义的）食堂就是天堂”，许多农民真切地感受到了“翻身得解放”，第一次享受到了一生中最风光也绝无仅有的“公款吃喝”。到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近400万个，约有4亿人在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在河南这一比例达到了97.8%，而江西的比例则为61%。当赫鲁晓夫嘲讽中国人搞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而苏联是“土豆烧牛肉”时，反对者则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热量也不能太多”。（《中共党史专题讲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漫画家廖冰兄曾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大跃进运动画过一幅题为“异想天开”的漫画。一群举着“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好”等条幅的社员，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而在他们头顶上，几位袒胸露腹坐在云端的古人也打出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原始共产主义天堂热烈欢迎20世纪50年代炎黄子孙登天”。漫画家嘲讽在那个全党全民头脑发热的年代，人们真诚地以为天天敲锣打鼓，就可以以最落后的生产力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由于这是反科学的不实事求是的运动，得到的是反效果的“大跃退”，其结果只会退到了衣不蔽体、食难裹腹的原始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