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前后，就在我犹豫“出国，还是下乡”的时候，同时做了两件有意义和有收获的事：一是读胡适，他让我知道了一些被遮蔽的人与事，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了一个通盘把握。二是看了伊朗电影。这些电影让我能够更理性、更宽容地理解异域的文明，并且乐于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心灵。无论是书籍，还是电影，如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反观自己，善莫大焉。
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了伊朗电影。比如说萨米拉的《黑板》。电影讲述的是一群失去学校的伊朗教师，背上一块大黑板——像是沉重的翅膀，在荒凉的大山里长途跋涉，寻找学生——放羊的孩子。
“这里有人吗？这里有人吗？打开窗，回答我。乘法表，来学些乘法。一二得二，二二得四……”
“女士，你需要老师吗？我是个老师，你的孩子在哪里？我是来教你孩子的，孩子们在哪里？”
“这里有人吗？我能听到里面的声音。我远道而来，来教你们的孩子读书写字，你不需要付给我很多钱，我会教你读书和写信……我从远道来，如果没有钱，你只需给我一点吃的……”
一路上，这些落魄的男人就这样喊着，不停地询问。然而，一个学生也没有找到。好不容易遇到一群少年，却都自称：“我们不是孩子，是骡子。”他们每天忙着从两伊边境偷运走私货物。“我们是骡子，一直在逃亡，你怎指望我能读书？”——“放羊班”不相信春天。
如此动荡而贫瘠的年代，一位妇女这样形容自己的一生：“我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断有人上来又下去，唯一没有走的是我的儿子。”言语之间虽有无尽悲凉，却也让人觉得生生长流，蕴藏希望。
从稻谷到书籍
有人愿意背着十字架前行，有人愿意背着黑板前行。多年来，我时常会想起那群乡村老师，背着黑板到村子里寻找学生，虽然其中也有谋生的意味，不可否认的是，它更包含着一种朴素而金贵的信仰，即至少他们会相信：人需要知识，知识对人生是有用的，是可以让人生活下去的。而且，如果你需要，他们愿意送知识上门。这样的景象，在中国也并不陌生。远有梁漱溟、晏阳初一代人，亲临乡村搞建设。时至今日，在我周围同样有许多我熟悉的朋友，他们不甘故乡与中国农村的荒芜，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受其鼓舞，2010年4月，我也在老家参与建设了一个图书馆。而且，这是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熊培云图书馆。
建一个乡村图书馆，这一心愿由来已久。2008年夏天，为了重拾《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写作，我回到乡下老家，并在县里开始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图书馆很难找到几本像样的好书；而附近寥若晨星的几家小书店，新书同样乏善可陈。一座城市，无论多么繁华，街道多宽阔，如果见不到书，在我眼里，总还是萧条的。那时我便在想，倘使这里有一个向全县开放的图书馆定是件美好的事。
同样美好的是，你可以像萨特所说的那样在书里结束你的生命，同时在书里开始你的生命。我年少时的最美好的记忆，便是关于图书的。而最难忘的是十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据阿拉善的杨利川先生说，直到1985年前后，北京的书店还没有开架，买书得从柜台上取。真不敢相信！而在我印象中，第一本对我的文字有启蒙意义的书——《中国古代寓言选》，便是那一天我在书架上取出的。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若干年后，当我走出乡村，从北京到广州，从香港到巴黎，见过的好书店已数不胜数。而台湾24小时不打烊的诚品书店，更是让我一次次流连忘返。当年苦于乡下收种稻谷的种种体力活，而现在唯一的体力活就是将一箱书从一个城市拖到另一个城市。从稻谷到书籍，都是人间食粮。
2009年在台湾的那次短暂旅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慈济会的源起有了些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的时候，知道有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八千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为此，她很忧伤，并且决定从此担当。此后的机缘，让她成为台湾慈善事业的标杆。由着当年的醒悟，证严法师一生都在见证这样一个信念：既然“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让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多么遗憾啊！多年以来，我只顾写作，独自一人，却忽略了可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牵手做事。
一年后，我的新作《重新发现社会》终于出版，并且获得了一些朋友的赞扬，想来这也全是因为这本书契合了此一时代的精神。事实上，我之所以强调重新发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影响。没有哪个人像托克维尔那样透彻地看到了社会的力量。在他看来，国家可以防止社会互相倾轧，而社会又因为保持充分自治可以防止国家对个人权益与社会自由的剥夺。而如果国家能够切实保障个人的权益与自由，那么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能感到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而不是摆脱的对象。
送托克维尔下乡
我们能力有限，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总能改变些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慢慢改变。正如我在南开教书，努力承继西南联大刚毅坚卓、自由自在的传统，也时常对学生说，凡认同此夙愿并甘当我学生者，亦可自称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试想，中国2000多个县，如果你改变一个县，就是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如果你让一个县有一家像样的图书馆，那么你就完成了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如果这两千盏灯一个个都亮起来，对于当下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种改变！
我向来认为，中国人是从不缺少扶危济困、改造社会的热忱的。我也知道自己平素是如何懈怠，一事无成。就这样，日复一日，漫不经心，忙于种种芜杂之事，而我们最想做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都停留于美好愿望，或未得机缘，或缺少行动，终不能像证严法师一样，做到“有愿、立志、力行”。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国社会的确有了一个大变化，其最显著特征就是社会开始了横向联合与自我建设。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像卢安克和梭罗一样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在我筹建乡村图书馆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些志愿者，他们踊跃报名，希望能够到图书馆做义工。有一位正要毕业的农家子弟，在别人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赶到了当地，准备在这里当一年志愿者。理由是以后工作了，时间恐怕就不如现在这样好安排了。而且，作为唯一的男丁，他是家中的宝贝，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支持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帮着我一起筹建图书馆的李英强先生，更是让我感动不已。此前，虽然有书信和电话联系，但我们见的第一面却是在正要开张的图书馆里。我曾经感慨，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也让有理想的人无处不相逢。生活就是这样，虽然素昧平生，因了共同的理想与事业，人们终究会走到一起。
我有一个设想：为了更好地动员有此理想者参建图书馆，不妨都以本乡本土的人的名字命名。每个县至少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更百倍优秀于我。他们有着一定的社会资本，能够连接外面的世界与本乡本土，能够整合资源，又熟悉当地的民情，不用花很多精力，便可以孵化出这样一座图书馆。
上面有关图书馆的一些想法，借着网络和报纸的力量传播出去后，有不少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对我说的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希望也能在自己的老家建这样一个图书馆。这一点小小的建设，让我对中国现实又多一些体悟：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只要你愿意身体力行，总还是能做些事情。记得图书馆开馆那天，我刚从香港大学回到县里，脑子里还装着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样子。那既是读书者的殿堂，又是让人心安的所在。而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小图书馆，我的故乡仿佛与香港对接交融了。当然，我是说在精神气质上它给了我这种感受。
从出乡村到回乡村，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轮回。而且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还乡梦。早在开始这个系列写作之前，我就提到了农学家董时进“回到本乡本土”去调查的观点。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发育出一种可以为民主奠基的乡镇精神，但我相信，中国人对本乡本土建设的热情，从来没有因为目前的“半盘西化”和以推土机为图腾的现代化而被彻底磨灭。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对乡镇精神的推崇，在我需要捐赠的书单里，特别要加上的正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是多年来我受益最深的书之一。当然，在此我最关心的并非民主本身，而是民主产生的条件。托克维尔认为，决定美国民主的有三个因素，它们分别是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而论及重要性，是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而好书对于民情的培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建设图书馆的目的并不全在于此。甚至，这也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若干年前我在托克维尔的故乡——法国的乡村旅行，最触动我的恰恰是在一些村庄能看到小型图书馆，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一部分。既然人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那么乡村图书馆首先就不是为民主而生的，也不是为改变民情而生的，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民权与民生，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它不是简单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较量，而是寻找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共有的生活。或者说，其所体现的，首先是一种关乎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对幸福、自由的领悟与赞美。托克维尔本人说过：“生活不是苦难，也不是享乐，而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并坚持到底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