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头打字的时候,通常我都会放一些老歌。这不只是因为我有某种不可救药的怀旧情绪,还因为那些老歌就像生命的坐标,可以帮我把握未来的航程,让我试着慢下来。不慌不忙,想想将来的千万种可能,想想已经逝去的人与物。
具体到本书的写作,在它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本想专辟一节来写写故乡已经消逝的公共生活,然而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无从下手。此刻我能想起的除了前文反复提到的麻将(如果这也可以算的话),剩下的大概就是舞龙灯和看电视了。而且作为公共生活意义上的它们早在一二十年前便已经在那片山坳里消失了。
一夜鱼龙舞
虽然习俗各异,说起舞龙灯,尤其从江南村落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多半都不会觉得陌生。在我老家通常的情形是,在过年前后两三天,村里的大人们会聚在一起,用山上砍来的竹篾编织出龙身、龙头和龙尾,再糊满鲜艳的红纸,这龙的大模样便有了。所谓“龙身”,实际上就是十几个形似胶囊的大灯笼。每个灯笼里面都拴着一根长柄的蜡烛,灯笼的底部装有一个可以操持的长手柄,顶部粘着一条锯齿般的黄纸,它代表龙鳍,好让纸龙看起来威风凛凛。
按照习俗,从正月初五到元宵的每个晚上,这条龙在每家门前都要舞上几圈。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人参加。最后一夜,在终于重复走完了所有人家后,诸位舞龙的男丁才拔了灯笼里的蜡烛,停了锣鼓,将“龙”放回村中的庵堂“下水”。一年一度的祈福仪式就算正式完成了。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说起龙灯,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辛弃疾写在《青玉案·元夕》里的这些词句。年少的时候,正是这些明晃晃的词句,让我因为生活中的某种似曾相识而激动不已——虽然生在穷乡僻壤,可我也活在宋词的繁华里。
众里寻他千百度,只可惜一切皆成往事不堪寻。我曾经舞过的龙灯,在我这些年回乡时就再也没有见过,甚至也很少有人提起。而当年那间用来“卧龙”的“贫寒的庙宇”早已经踪迹全无,连旁边的几棵古树也被唯利是图的人在几年前卖个精光。
为什么舞龙灯的传统会在当地消失,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群龙无首。在过去,村庄属于集体,或刚脱离集体,有着集体的荣誉,也有人负责组织,而现在好男儿志在四方,大家更关心的是自己在外地的发展,赚多少钱,准备回家盖怎样的楼,等等。而村干部也是离心离德,无利不起早,对于拯救文化传统的重任,即使不缺认识,同样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二是村庄改造。由于政府对新农村建设干预过细,原来松散聚居的农舍被集中在一起,像是两排拥挤且毫无生气的厂房,已经很难撑起过去走村串户时的热闹。这种对乡村建设的过度干预,实则是一种行政强制或暴力。十年前移民建镇,政府为每户提供万元左右资助,条件是要按政府的规划建设,包括必须拆掉旧房。而这种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在建房与保留原有住房等方面的自治与自由。
三是农民大量进城。虽然许多人在过年前后会回到村子里,但到元宵时,已经凑不足人手。这种“凑不足”也可能是心理上的,因为大家说不定哪天就外出打工了。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村庄由过去的安土重迁之所渐渐转变为聚散乡情、沟通就业信息的联络站。而这种聚少离多也加剧了村庄的陌生化。如果不是参与各类赌博,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在乡村是多余的。许多返乡的年轻人保持了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方式,开始通过手机看遥远的世界,而不是通过眼睛看身边的人群。
电视与时间
我不知道龙灯的消失与电视的普及有多大关系,它们曾经都是小堡村村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小堡生产队就买了一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机。由于是村里也是附近村庄里唯一的一台,这台电视很快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共电视”。尤其是夏夜,每当夜幕降临,全村人会团坐在电视机前。附近村庄也会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前来“看戏”。若是赶上《霍元甲》、《陈真》、《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节目,他们还会捎上小板凳,人也会来得更多。
让村民扫兴的是当时电视只有一个频道,而且经常被足球比赛挤占。所以,一有足球节目,最后离开的大人会恨恨地骂一声“又踢球!”,然后悻悻地关了电视。孩子们受了感染,自觉足球意义全无,也只好作鸟兽散。有外国人初到中国,发现每晚七点怎么调台都是新闻联播,便以为电视坏了。而在当年,小堡村的人只要一看到在踢足球,就当电视坏了。
那时候电视初出茅庐,尚未占领乡村,而春晚时常还有开风气之先的锐气。集体看露天电影和电视、跑船灯、舞狮子、舞龙灯、唱地方戏等都是农民平时或逢年过节时的重要娱乐活动。而现在,且不说电影告别了乡村,电视也退到卧室,早已经成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正月,也难看到有什么公共活动了。走村串户的拜年,客人们通常也只是领根烟,甚至连水都来不及端一杯,便直接赶往下一家,目的是为了快上牌桌,或者回家看电视。
传播学者担心电视像光照一样孵化孩子,像快餐店的鸡肉一样催熟儿童。事实上,电视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并不亚于城市。它同样一览无余地向农村孩子展示成人的世界,让他们时刻沉醉于一个断章取义的世界,一种远离真实与自然的生活。
在乡下,亲近自然可以培养本土记忆,然而亲近电视得到的却只有一个虚构的影像世界。在那里,你可以亲临任何地方,唯独踏不进故乡;你可以看到任何人,唯独看不到村庄里的人。有一次聊到乡村的时候,梁文道先生向我感慨自己电视做多了也难免有某种“负罪感”。文道的意思是说,电视以最高的效率展示它所标榜的文化与外面的世界,使许多乡村里的孩子走出乡村,可是他本人并不确定外面的世界就一定好。而一旦这些孩子走出乡村,所见非但不如所愿,甚至完全相反,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而荒芜了故园与青春,这岂不是一种“罪过”?
无论电视人如何自责,也无论当年它曾经打开多少乡村少年的视界,电视让城乡在信息和观念上走向一体化却是千真万确的。当电视开始成为“一家之主”,成为“餐厅里的政府”或者“餐厅里的马戏团”,人们渐渐习惯通过电视节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根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判断时间。
新的一天从早上6点母亲起床打开电视开始。当她结束晨间洗漱回到卧室时,她发现,每个人仍然蜷在各自的毯子里,但是都醒了,在看电视。她不再需要叫嚷着让孩子们起床,但她得叫喊着让他们别看电视了,开始早晨的洗漱。有时她的叫喊发展成动手打孩子,可孩子们即使挨打也还是不把眼睛从电视上挪开。作息时间根据电视而安排,电视什么时候开始播放,人们什么时候起床,电视停播了,人们才开始睡觉。
以上是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对印度农村生活的描述,相信它同样适于描写今日中国农村的生活。电视像是一个可以计算时间的滴漏,它让城乡失去了时差,它让乡村成为城市的延伸与附庸。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乡独一无二,文化差异的消失会使故乡慢慢失去它温馨的棱角。当城市开始通过它的文化触角同化乡村,吞噬乡村,乡村又将失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