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当我路过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心中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在红灯区的中央有好几座教堂？在肉欲与精神之间，妓女与教堂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或者冲突？直到后来，当我偶然了解到有关妓女起源的一些历史，这个谜团才终于得以解开。原来，在职业娼妓产生之前，神不但不阻止卖淫，而且还尽得女人们“为神卖淫”的好处呢！
本书断断续续写了几年，到现在也没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风流韵事”，有读者一定失望了。他们会说，像你这样写作与回忆，简直就是对人类生活的蔑视！是啊，我何尝不这么想。所以，从这一节开始我便试着悬崖勒马，直接谈论让许多人欲言又止的娼妓。而且我相信，如果不试图了解与其相关的背后的历史，你也很难理解今日这个时代。
美好的娼妓
被各种观念武装起来的现代人，不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妓女有着怎样的荣光。比如，在古时候的亚美尼亚，根据当地的法律，纯洁的少女是要为神去卖淫献身的；在吕底亚，作为“庙奴”的女祭司同样要在寺院内卖淫，并把所得收入奉献给神。最繁华的是古希腊时期的科林斯。今天的人们对这座古老城池已经知之甚少，不足三万的人口更撑不起它往日“宗教卖淫时代”的风流与威仪。遥想此地当年，每位当地妇女在其一生中至少要同一位外来的陌生人在阿芙洛狄特神庙里性交一次。有钱的妇女，更是气势非凡，她们会坐着带顶篷的马车，带着众多仆从直奔内殿。平日，在神庙的围墙内，妇女们一群群坐着，头上都系着饰带，让过往的男人挑三拣四，像是专为游民服务的“神仆”。
根据当时的规定，一个女子只有同外人结合，完成了她对女神的义务，才可以回家。漂亮苗条的女孩自然不愁客源，可以很快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可怜的是那些脸黄腰粗的丑女人，她们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完工。有的女人甚至因此等了三四年之久，像宫廷里的姑娘一样任韶华老去——有这时间，都够她们在这庙里攻读一个神学的学位了（如果有的话）。
这个沐浴神恩的仪式也会给一些人带来好处。同是妓女，在普通街区拉客时会被人看不起，而一进神庙并在那里同外来者交合之后，立即身价百倍。在神庙里卖淫，也因此被一些娼妓视为一种镀金方式。
回顾人类娼妓史，在“为神卖淫”之后，又有了“为国家卖淫”。比如雅典的妓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便是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向国家纳税的。至于梭伦当年之所以为雅典开设国家妓院，“一举多得”的理由是：它既可以满足年轻男子的性要求，保护了良家妇女不受骚扰，同时也可以保护妓院和妓女们。更重要的是，国营妓院可以为国家带来滚滚财源。
那时候的世界，还没有“国进民退”的争论。因为有国字招牌，同样是卖淫，总免不了厚此薄彼。在古罗马，卡里古拉皇帝便是在皇宫里当起了妓院的老板。这位暴君把一些大人物的结发妻子和一些贵族子弟安排在那里，撮合他们卖淫嫖娼。除此之外，卡里古拉还派专人扮成妓女到各公共广场和神庙拉客，“与民争利”。为了创收，皇家妓院甚至答应给寻芳客放高利贷，且有专人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案，因为他们为提高皇室收入做出了贡献。而嫖客也意足心满，因为他们的名字很快就会登上皇宫门口写着“为政权做了好事的成员”的光荣榜。
在古罗马历史上最为身体力行捍卫娼妓行业者，当属克洛德皇帝的妻子梅莎丽娜。梅莎丽娜不仅是个有着无数情人的皇后，更是整天想着性爱花样的女人。最有意思的是，她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上一位贴身宫女溜出禁苑变成妓女“丽西斯卡”去拉客，上夜班，尽享天上人间的欢乐。
梅莎丽娜皇后卖淫显然不是为了钱财。妓院老板在她身上尽得好处，因为每一次她都只给自己留下一个铜板。这些铜板没有货币的功能，皇后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结绳记事般汇总与她睡过的嫖客的数量。厌倦与国王做爱的这位罗马皇后，不愿苦捱那死气沉沉的婚姻，而将自己的身体献给四海之内的寻芳客，在人类娼妓史上的确是件稀罕之事。
谈到“妓女国家化”，中国“官妓”鼻祖、主张“利出一孔”的管仲就不得不提。管仲的一系列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首位霸主。其中一项改革就是建立“女闾”这一国家妓院制度。
“女闾”开了中国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由于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还要早大半个世纪，管仲也因此被好事者称为“世界官妓之父”。有人曾经分析，作为政治家的管仲创制“女闾”不外乎四个目的：其一是为了收花粉钱增加国家收入，扩充军费；其二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既能有效安置女奴隶，又避免讨不起老婆的齐国男子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改善投奔环境”，提高“软实力”。毕竟，精力充沛的游士、人才也需要性生活。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必须借助佳人引诱并且留住才子。至于最后一个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满足热爱淫乐的齐桓公。
我看过一则资料，但并不确切。据说在清代以前，中国的妓院多为官家开办。清代康熙年间，官家废除官妓制度，妓院开始由私人开设。从清代到民国，官家由直接经营妓院改为向妓女抽收捐税，纳税给官家的叫“官娼”，否则为“私娼”。因私娼逃避赋税，则遭到官家取缔。公娼和妓院则受法律的保护。民国时期，政府依然允许妓院和妓女存在，政府向妓院收取“花捐”，作为政府的一项财政收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时候的女人们操持这种皮肉生意，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是“为国卖淫”了。
当然，此“为国卖淫”并非出于高尚或者爱国，而是为生活所迫。如果像有的不长进的中国男人一样，认为在日本妓院消费就是报仇雪恨，那爱国也太花钱了。
青楼里的“灰太狼”
伴随着新政权的确立与新社会的开创，作为“万恶旧社会”的点点滴滴，这些风花雪月的事在建国前后被陆续取缔。经过近三年的时间，到1951年年底，全国各地的妓院全部被查封，延续了几千年的妓院和娼妓制度被彻底清除，在中国存在近三千年的娼妓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在1949年以前，妓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重庆等地，据说仅上海一地登记在册的妓院就有800多家，妓女9000余人（另据上海旧政府调查，妓女的实际人数在10万人左右）。
而妓女云集的地方，嫖客自然也不在少数。清末民初，最负盛名的嫖客非辜鸿铭莫属。作为一位通晓九国语言、学贯中西、博闻男女的著名学者，辜鸿铭最为后代人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盖世绝学，而是他离经叛道的盖世言行。
清朝灭亡、民国初立之时，中国还保有两条著名的辫子。“一辫”是搞政治复辟的张勋，“二辫”是搞文化复古的辜鸿铭。对此，辜鸿铭曾经自嘲，说他和张勋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的大盖帽虽然丢掉了，但在他们哥俩这还保留了两根辫子。
关于辜鸿铭，有两件事常常为人们所提起：
一是有外国贵夫人问他中国为什么有纳妾制度。对此，辜鸿铭“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夫人见过一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看到过一只茶杯配四只茶壶啊？”
二是喜欢嫖娼。有个掌故是：曹锟当年贿选，辜鸿铭曾收了他八百大洋。在得知辜鸿铭没投他票，曹锟怒而派人质问，辜鸿铭很为不屑：“行贿行到老子头上？你的钱没收了！”至于这笔钱的去向，转天便被这辜汤生在天津逛窑子时给花掉了。除了这份“特殊津贴”，作为民初国会里的著名议员，辜鸿铭平时每次参加会议还能得到三百大洋的出场费。仗着这笔费用，这根文化辫子几乎拂遍了京津一带的秦楼楚馆。
倘使民国时期的娼妓看过《喜羊羊与灰太狼》，她们一定会将这位模范嫖客比作“青楼里的灰太狼”了。一则因为辜汤生温柔体贴，善待女性，“你有铁锅底，我有天灵盖”；二则因为每次散尽钱财，这风流倜傥的老男人都会对着青楼的女人们说一声——“我一定会回来的！”
岁月流逝，人事代谢。时至今日，辜鸿铭和他的那条辫子显然是不会再回来了。真正回来的是一度几近灭迹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从城市到乡镇，今日中国已有数以百万计的女子沦落风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