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了外面的世界，如今的年轻人也会将“噢嘛呢呗咪哄”念成“Allmoney go my home”了。年轻人并非只信钱，就像安伯托·艾柯写在小说《傅柯摆》里的那句名言：“当人们停止信上帝时，并不是说他们便什么都不信了，他们什么都信。”
柴静在她的博客里讲了两个关于菩萨的故事，相信许多中国人对此都不会觉得陌生。
一是有个房地产商人发了财，修了一个大庙，金光灿灿的，搞了一个落成典礼，架了个大台子，请小沈阳演二人转，四村八乡的同志们都去看。他特别慷慨，把乡亲们往庙里让，一人发一把香，“来来来”。人稍一多点，他又不痛快了，“别许太多愿了，这是我家的佛”。
二是她的亲身经历。有一次在越南，看见地上一把香，歪插着，袅袅地供了好几位。仔细看，一个是菩萨，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中国皇帝，脑袋上顶着玉冠，还有一个是圣女贞德。柴静问他们，这是怎么个供法。人家说，“哎，就一把香嘛，总有一个灵的”。
回溯许多中国人的信仰，对各路神仙鬼怪的膜拜，不是因为恐惧，就是因为利用。恐惧是因为担心神的报应，而利用则在于你只要供奉了神，它不仅可以李连杰那样的“中南海保镖”，而且能给你带来好运，逢凶化吉，财源滚滚。供奉某座神，花香火钱，等于给神发工资，发年终奖，或者说是在精神领域变相行贿了。如果哪个神仙不灵，最后其庙宇被捣毁，就算是被炒了鱿鱼。由于各顾各，最糟糕的是在类似赌博的时候，参与博弈的每个人都在求财神，如果财神听得到，恐怕也得被折磨得精神分裂了。
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恐惧和利用的缘故供奉神，和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宗教信仰自有天壤之别。百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对信仰绝对缺乏崇敬，缺乏感情或者叫做奉献精神。对他们而言，之所以产生信仰，要么出于害怕，要么出于商业事务，但主要是出于后者……人们认为，一桩买卖开业前，有必要赢得神的认可，如果一个神说这件事不能成功，他们还会去求别的神……”麦高温接着感慨：“中国人从来没有朝思暮想过他们自己的神，这一点不像我们，他们对神表现出钟爱之情，即便是对祈求他们怜悯的任何一个神，他们也不报以亲切感或人类的情感。”
我无意诋毁他人，相信有不少人关于自己信仰的态度的确是如此的吧。与此同时，我也承认，在当地我看到了一些虔诚的信徒。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都是个人生活的抉择。
“维纳斯起义”
同佛教在本地农村的衰微相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基督教的影响则呈上升趋势。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小堡村周边不少村民也加入了“信主”的行列，而且多为女性。
刚开始，有不少家庭因此闹出了矛盾。常见的情形是，妻子是位虔诚的信徒，星期天外出做礼拜，没饭吃的丈夫就难免有意见；同样，到过年时男人们要求放鞭炮、贴春联、作揖祭祖，家里的女信徒也会竭力反对。由于女人有上帝撑腰，男人将信将疑，争执几次，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男人慑于“主”的威仪，一个鞭炮不放，一个年不拜，冷冷清清过完正月。春联还在，只是内容都改成了各式各样的“谢主隆恩”，如“信上帝年年喜乐，靠耶稣代代平安”。走村串户拜年，如果你忽然看到谁家门口今年有这样的对联，你就知道这家经历了“维纳斯起义”，已经成功“易帜”了。
早些年，常会听到老家的朋友向我抱怨，自从家里有人信了教，便不想回去过年了，因为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不过到现在，移风易俗多年，他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我最要好的一位同学，奶奶、妈妈和姐姐都信了教，而爷爷、父亲和几位兄弟则依然死守传统。一家人四世同堂，过得非常和睦，虽然“一半归上帝，一半归祖宗”，倒也不见传说中的“文明的冲突”。如前文所述，尽管有许多人信了基督教，但宗族文化在当地并没有褪去本色，反而是通过修家谱、建宗祠不断收复过去的领地。
几位长辈十分和蔼仁慈，待我如至亲。我中学时最自在、最美好的时光便是在这位同学家度过的，在那儿我最早感受到了血缘之外的朋友亲情。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暑假开始，这个家里便会聚集不少同学。大家一起玩扑克、下棋，或者划上一条小船，到附近大湖里采莲子，尽享“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所描绘的美景与风情。所谓人间天堂，也不过如此吧！待我考上大学，大家相见的机会自然少了很多。后来知道这家三代女眷在我刚上大学那年都信了基督教。每次去看望这家人时，她们总免不了和我谈到自己的“见证”，即“信了主”以后的种种灵验与奇迹。偶尔也会满怀好意地提醒我，如果你想“信主”，千万不要相信什么“主”能给你“生命粮”的说法，那是骗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