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这一小节文字的时候，我正在从巴黎飞往北京的路上。在天上，阳光灿烂，碧空如洗。
非洲人自救
几天前，我受邀在瑞士参加一个“全球反对死刑”的国际性会议。由于有1800余人参会，与会者被分散安排在不同的旅馆里。我所住的地方是在日内瓦郊区的一间别墅。借着这次安排，我有机会和来自沙特阿拉伯、阿富汗、越南以及若干非洲国家的参会者聚在一起同吃同住，往返于住所与会场之间。和我同住一室的是四个非洲人。除了一位布隆迪记者外，其他人都来自刚果、几内亚和乍得等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包括无国界律师的工作人员、报社的记者和维权人士。言语之间，无不尽显人性的光辉、改变国家与社会的热忱。
回想过去，虽然在法国的大学城里我与非洲学生曾经住得很近，见面也“傻驴”（Salut,法语问候用语），交往却很少；而多年来通过影视了解的非洲也只是一个二手的、被断章取义的非洲。那里充满了战乱、饥饿、瘟疫、艾滋病，那里到处都是需要被文明世界拯救的无所事事的人们。在这些影像资料里，非洲的生机勃勃都让给了野生动物。而只要你倾心接触他们，你就会发现非洲人无日不在自救。仔细想想，同在天空下，哪一片土地没有自救者？正是他们日积跬步、日拱一卒，让那片土地渐渐变得丰饶，变得适于人类居住，也让自己和那片土地渐渐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其中，身体力行，并且乐见其成。
而我的电脑里，此刻便藏着这样一部关于公民日常自救的日记。它不是来自非洲，而是来自我正在努力书写的故乡。在去日内瓦之前，我甚至顾不上收拾行李，因为这部日记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至于我有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想尽快读完它。
M先生的民主理想
事情还得从2010年的春节说起。为了躲避春运高峰及城中近乎荒凉的新年，我在除夕那天飞回了小堡村。两天后又去县里拜访一位老朋友，并在他的引荐下，我有幸结识了当地负责基层民主选举的官员M先生。虽是初次见面，但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一来二往，M先生向我赠阅了过去五年间的“民主日记”。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经感慨“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而这一次，我的叹息已经深不见底了。
因有了与M先生的这次相遇，故而在我离开巴黎的几天前，在我与旅居欧洲的一位异议人士聊天时，我谈到中国政府尤其在基层有很多人抱着积极的态度在做事时，这位仁兄对我的观点很快失去了兴趣，甚至略带鄙夷。我常在想，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而是回到人之事业本身，中国的问题一定好解决得多。单就走向一个美好社会而言，本无所谓体制内外，无论有怎样的分歧，只要你愿意回到人本身，就不难与他人找到共同的事业，并在此基础上求得和解。
为什么M先生深深地打动了我，想来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态度。我一直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我们无法立竿见影改变大环境，但是只要你愿意，肯努力、有担当，改变小环境总是可能的。（参见附录《两千分之一的改变》）而M先生便是这一信念的践行者。尽管他意识到乡村自治在很多地方搞不下去，其阻力主要来自官方是否有足够的诚意，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全力以赴来做好这件事，即在其能力与职权范围内，必须表现出最大的诚意。
二是见识。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论调——村民自治的理论过于超前，农民的素质太低！对此，M先生深不以为然。某次聚餐，他便借着酒劲与人说了这样一段话：
老百姓素质低吗？你打算让老百姓做什么？用电脑种田吗？用钢琴伴奏让鸡鸭下蛋？或者开飞机运送猪肉和饲料？这些他们可能确实做不了。但如果我们只是让他们在本村选几个正儿八经的人出来为村民服务，这不会比我们做得差——如果我们真心实意让他们选。好吧，就算按你说的，老百姓素质差，可这话我们很没有资格说。试想想，建国快60年，我们这些人为提高老百姓民主法制意识做了多少工作？我们经常教导他们的不就是“要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吗？老百姓的素质都像我们这么高了，我们这官还当得稳吗？我们这公款吃喝，还尽得了兴吗？所以，我们对老百姓实行的其实是愚民政策，就是怕他们素质高了，踹了我们的交椅。我们打心眼里想的，是老百姓的素质低点，再低点，这样我们就好当他们的领导了，就天下太平了。就是这样，不是吗？说老百姓素质低，不是说希望老百姓素质高一点，而是想以这个为借口，不搞民主法制建设，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至于选举，M先生常常自省：“说老百姓不关心选举，不关心谁当村官，可我们何时有过真正的选举？我们何时真心实意地给过老百姓选择自己当家人的权利？”有个村搞了两次正式选举，均告失败（该村“海选”候选人时，镇上不仅党政班子一边倒，并且动用了警力），直到县里的工作组介入，才真正调动起群众的热情，遏止了镇政府的干预。所以，到第三次选举时，该村应到选民1127人，实到1046人，参选率达92.8％。有位老人，由于年高体弱，头天说好让他在家等流动票箱上门，可到了第二天11点，老人竟一颠一颠地赶到会场来投票，说：“我等不及了。”
在M先生看来，现在搞村民自治，“乃剥夺乡镇对村委会的统治权”,是故让乡镇自己给村委会搞选举，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也是他作为上级敦促乡镇积极助选的原因。如果有干部坚称“群众叫不拢”，不愿意到既定会场去公开投票，他便会带着这些干部去村民家里逐个询问。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事实证明，所谓“群众叫不拢”，不过是乡镇干部为实现“组织意图”而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同样，另一个村选举搞得不顺利时，乡某主要领导也把责任一股脑儿归结为“选民素质太低”。然而一经调查，M先生发现乡里在指导实际操作时，竟有十处与法律法规相违背。谁都知道，法律不只是一种制度设计、一种规则安排，它同样包含一套可操作的方法，一种可能受到公认的价值。为官者去打破它，民众就有可能消极抵抗，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责备谁的素质更低呢？这样的选举，又怎可能不白费力气，甚至让选举失去信用呢？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最应该做的事情，而人世间最无奈的事情，莫过于有决定权的人告诉你你最想做的事情永远“时机不成熟”，还要等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方面，仅就化解社会矛盾而言，我与M先生有一个共识，即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已经不是等待时机的问题，而是不能再耽搁下去的问题。为此，有时M先生也忍不住这样抱怨：“我们的乡镇领导，甚至更高层的领导，情愿让一个个的村这样烂下去，也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这也许就是他们认为‘时机不成熟’的真正原因。”
有意思的是，每到选举时，M先生不仅将“民主是个好东西”到处张贴，而且会独创一些标语，并且乐在其中，如“你有治村抱负吗？那就踊跃参加竞选吧”、“群雄逐鹿大丈夫不惧挑战自我，百姓握权小选票定能成就未来”。几年来的民主实践让M先生相信，凡是基层民主落实得较好的村，村级事业就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民心就比较顺；反之，村级事业就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村就很不稳定。
三是勇气。除了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外，还有日常的抵制。虽然M先生的事业远不及梭罗与甘地，但这并不妨碍他赢得了我的尊敬。比如，当市委要求“各地党报党刊征订任务未完成之前，不得征订其他报刊”，M先生会认为这无异于要求“征订腐败”，也反映了政府之言行不一：为什么一方面要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又强迫农民征订他们也许并不需要的东西？其结果是农民损失了钱财，政府丢掉了威信。为此，他紧急通知扶贫办，告知全县13个贫困村，今年村里报刊征订费不得突破400元（省里有规定），谁突破谁负责。虽然连他自己都怀疑这类“指示”能否落实，也许只是螳臂当车，但他还是做了。其愿望朴素得令人动容——“至少会让这些村感觉到，已经有人在采取措施，设法抵制这种荒诞无稽的腐败。”也正是因为这种抵制让他深感力不从心，并透过与村民的交往，M先生坚定一个看法：若不能真正实行村民自治，这种抵制就很难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