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已经划清，诅骂开始降临；现在的落伍者，不久就会胜出，当下将转眼成为历史；旧的秩序正在消逝，那些今日的风流人物，会成为明天的无名之辈，因为时代在巨变。
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就在我着手写乡村政治生活的时候，无意间翻出了鲍勃·迪伦的这首老歌——《TheTimes They Are a-Changin′》（时代在巨变）。混浊而沧桑的男音，青涩而跳跃的吉他，偶尔让人心碎却又不失希望的口琴……
时代正在变，世界正在变。自从有了互联网，普通中国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终于有了寄托之地。网络浩浩荡荡，里面有神枪手，有飞行军，有手无寸铁的围观者，他们以满腹的嘲笑汇编着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庶民揭竿而起，开起了自己的Party，无视民意者，不仅会在将来孤独于历史，而且已经孤独于现实。既然无缘做一个专业的议政者，人们就把政治讨论搬进了生活，在生活中抽丝剥茧，春风化雨，时而小心翼翼，时而又大张旗鼓地推进时代的变革。试想，早在十几年前，堂堂一位省长，怎会因为抢夺小记者的录音笔而变得声名狼藉，并以《夺笔者的救赎》收获“两会奥斯卡”奖？那时候的人们，充其量也只是会私下嘟囔一句：“又不贵，怎么不自己买一个？”
欧盟来了观察员
乡村也在变。我时常遇到一些城里人，他们对我说乡下真好啊！不仅在实际操作上可以多生一个孩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而且乡下人还有热热闹闹的选举，早于城里人体会到竞选的乐趣。言下之意，自从进了城，在享受民主权利方面，我是弃明投暗，远远落后于我在乡下的父老乡亲了。
从形式上说，我的父母在老家的确参加过几次选举，而且选举的地点并不一样，有时是在小学操场上公开选举，有时是村干部提着票箱挨家挨户收票，就像是当年收公余粮。只是在这荒芜偏远的乡村，这些选票也并不值钱，不像北京周边的村庄，一张能在电线杆上标到六百元甚至更多。
如果没有特别有力的推动，当地农民参与相关选举的热情远不如一桌行云流水的麻将。那些选举办得好的村子，通常都得到了乡镇及县里的重点督导。当地有个叫坪塘的村子，因选举做得不错，而被省里定为“中国—欧盟村务管理项目”观测点。
有意思的是当欧盟专家在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赶到现场观摩。由于在乡下从未见到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而且是女洋人，又有若干官员煞有介事地围护，村民们难免会上前围观。最后的情形自然是，一边是欧盟观摩中国农民选举，一边是中国农民观摩欧洲女郎的异国风情了。倘使当年我没有考上大学，并且一直留守乡下直到莫名其妙地参加这样一场选举，于恍惚之间，我或许还会浮想联翩，以为这是中国农民在联合国的一个分舵投票了。
失落的村干部
至于参选者是否有热情，则视环境而定。有时竞争会很激烈，有时会无人问津，这主要和村委会有多少可以支配的资源有关。在有些人看来，如果当干部又不能够主持变卖点东西，捞取点好处，还不如各打各的麻将，只管建设“和牌社会”，争取“不折腾”。据当地一位负责基层选举的民政干部说，现在村支书辞职不干是常有的事。有个地方，镇党委有意让某位较有头脑与威信的人当主要领导，这人竟然死活不肯领情。究其原因，村干部很难当。一是担子重，农村很多任务最终都压在村干部身上，村干部确实难以承受；二是报酬少，每人一年不过两三千元工资，还常常拖欠数年不能兑现；三是地位低，在上级领导面前，村干部都是听吆喝的“牲口”，而在村民面前，村干部又像是讨要钱粮的叫花子。
同样是村干部，其地位与威仪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同僚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遥想当年，一听到谁是大队书记，小堡村的孩子们都避之唯恐不及。我至今未真正明白这种恐怖的气氛在当时是如何传染给我们这些下一代的，但我的确是在幼年记住了大队书记那阴森森的面孔。而且在印象中唯有他可以伸张正义、殴打妇女、四处出击、一呼百应。及至自己稍稍年长，有了独立的判断，我才知道当年的“伸张正义”和为非作歹在很多时候只是同义词。当乡村通往城市的闸门打开，村民可以自由地出入这片土地；当政治运动渐渐熄灭了往日激烈的锣鼓，开始让位于阳光之下慢条斯理的生活……站在田野上，看着农民靠着从外地带来的财富堆砌起来的楼房，我真切地感觉到“时代在巨变”，感觉到那个令人憎恶的旧时代终将一去不返。尽管这里还会有钱权勾结，还会有为非作歹，但是那都是个人的选择，而非时代的选择。大家各奔前程，谁也别想绑架谁。即便被拔高为“政治选举”的乡民自治，农民如果看不上眼，也有不去投票与“国事管它娘”（林语堂语）的权利。
村官的抵抗
事实同样证明，在一些地方，尽管没有太多可以管理的资源，只要有人认真推动选举，许多人还是会不计得失地参与这种竞争，希望自己能够在管理上一展身手，并收获他人的尊重。曾有参选者如此表明心迹：“过去村干部是组织上任命的，不少靠的是拉关系；现在让群众来选，靠的是真本事，光荣。群众选上来的，当得才有意思，群众信任我，就会支持我，我也才会努力干，来报答群众对我的信任。”
一位民政干部说，民主选举极大地激发了村民参政理事的欲望，增强了村干部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有的村干部在竞选上台后，甚至还会倒贴一些钱。这种“当官赔本”的奇迹，大概只在中国的“村官阶层”中方可以见到。
然而，对于那些积极推动村民自治的人而言，他们并不希望政府就此给村委会成员发工资，因为它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宗旨。如果村委会主任拿的是“政府的钱”，难免会被政府“收买”，对政府负责，有冲突时不得不面临“你是替政府说话，还是替村民说话”这样的两难。所谓“控制了谁的饭碗，就控制了谁的脑袋”，村民自治必定因此失去应有之义。
问题是，即使不拿政府薪水，村委会的工作也难免受到来自乡镇的干预——后者视管理村委会为天经地义。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一些乡镇会给村委会下发并非分内的任务，比如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农业生产、报刊征订、新农村建设等，如果工作未能完成，即在此基础上追究村委会的责任。显然，这是一种强加的责任。法律规定村委会只是协助乡镇开展工作，除了村民自治之内的事情，其他都是强加的。乡镇更无权据此免去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的职务。
“组织意图”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村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的管理者与服务者，都是时代的进步。毕竟，这是在给农民的权利做加法。但是，如果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农村的基层自治，即使是对于现代政治并不很了解的人，也能依稀地感觉到将乡民圈定在村子里的自治选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选举。毕竟，村委会只是村民自治组织，而不是基层政权。
为什么中国的理论界对村级自治曾经寄予厚望，如今已经热情不再、意兴阑珊？本地某个乡的人大主任与我直言，“这种羞羞答答的民主，也就是做做样子。对此我们也无法真正热心”。更别说从乡镇到县里的选举，也难免被“组织意图”越俎代庖。
然而，人，这神奇的动物，万物之灵长，自以为能辨别善恶美丑，总难免有一种释放激情的冲动，希望能在自己的努力下使一些不乐见的事物由坏变好，并视此为良心与责任。近年来，越来越多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开始诘问：既然村级自治无法担当起中国宪政试验的重任，倘使政府有足够诚意，何不从县级政权开始试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如长期关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学者于建嵘所主张，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不妨先在十个县甚至一百个县做试点，十年再扩大到一千个县，再十年扩大到所有的县，以空间换时间，给民众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具体过程是，先按照现行体制，真正按民主的原则来进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并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再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县行政长官；再经过五到十年，通过修改宪法，过渡到直接由全县选民直接选举县行政长官。如果说行政分权是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分权是为解决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来源问题，那么从现在的“省管县”过渡到自由选举的“县政自治”，就是完成从行政分权向政治分权的时代巨变。
话虽如此，现实却又让人举步维艰。
在与基层官员谈论民主的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组织意图”。
有位熟悉基层政治生态的师长更向我直言不讳：别说是县级选举，就是乡镇一级的选举也是盘根错节，难上加难。在他看来，在目前的压力型体制下，这种局部直选有蚍蜉撼大树的意味，因为直选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改造，指着县乡干部“革自己的命”，恐怕也只能是一个善良的愿望而已。
我在当地听到的一个流传甚广的选举公案，也足以令人叹息。话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县政府换届，当时某镇党委书记X，未列入副县长候选人。然而在选举期间，代表们“无视组织意图”联名将他推举为候选人。虽然其后组织上来人找他谈话，要求他主动退出竞选，但是X态度坚决，执意要参加竞选，并且成功当选为副县长。然而，他的逆流而上惹恼了“组织”，于是副县长位子还没有坐热，便被调到了市林科所任职，被同僚视为“流放”。几年以后柳暗花明，X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县里工作，做起了人大副主任。
表面上看，X是吃了民主的亏，实际上吃的是“组织意图”的亏。毕竟，民主并没有加害于他，民主只是为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而“组织意图”却不肯给民主一次机会。
在当地，官场上的人将这种由代表推举候选人的现象称为“暗杠开花”。言下之意，瞒着组织谋私利。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位人大副主任在抓基层民主建设方面，比别人多一番切身感受。而当地人用麻将来解释选举，和我在后文就麻将谈宪政也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