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分为二”的智慧举世无双。远者有阴阳，有君臣，有尊卑；近者有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有城乡分治，有一国两制、一家两制（指的是一些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做“裸官”，家属却在资本主义国家“享清福”）。历史风云际会，甚至连汉字也有了一字两制，演化出了繁体字与简体字。而在我梳理过往的中国历史时，更发现皇帝们在治官驭民方面亦是这般一分为二的。
前面说过，皇帝视天下为私产，为防流民生变，同时也为了更好收割民间财富，便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于是乎“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与此相反，皇帝对于官员则另寻良策，把官员当作动物驱赶，就怕他盘踞一方。
简单说，皇帝对百姓是求静，求安土重迁，“本地为民”；对官员则是求动，求四海为家，“异地为官”。两者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强中央集权。
为此，便有了这样一幅荒谬图景：在帝国广袤的土地上，草民如植物，静悄悄生长，只等着帝王的收割；官员则如野兽，四处饮水，四处巡视，东张西望。草民贡献粮食和蔬菜，“兽官”检查辖区植物是否交头接耳、图谋不轨。但与此同时，野兽又得像是没有地图的旅行家，绝不可以久居一地，因为国王担心当地的各类野兽与植物合谋，蠢蠢欲动，并视此为最大危情。
中国人常常不忘标榜“四大发明”（毋宁说“四大发现”），如果需要，这“本地为民与异地为官”也可算是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了。
这“第五大发明”，虽然对维护帝国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为中国的发展做了无穷减法。本地为民使中华文明滞留于“牛走前来我走后”的农业文明，而异地做官在历史上也没少折腾读书人。进京赶考颠沛流离，四处做官奔波跋涉，更别说有朝一日还有可能被流放——像苏东坡一样，“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时至今日，这“第五大发明”仍在发挥余热，不过基础却已动摇。一方面，死守人“本地为民”教条的户籍制度已是“一夫当关，千夫所指”；另一方面，不合时宜的异地为官制度同样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以我目力所及，如今不仅是研究农民问题的学者、关心政权建设的政协委员，包括我在县城接触的一些地方干部，他们对于异地为官多持否定态度。地方干部有此观念，当然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比如空降干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上升通道，但就整体思路而言，也不无理性判断。
其一，异地为官不能扼制腐败，反而可能增加腐败。此制度设计之初衷在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势力结党营私。这在通讯、交通闭塞的年代的确有一定作用，然而今天交通、通讯发达，纵使是几千里都挡不住行贿者、亲友团，挡不住各利益集团间的暗黑交易。就腐败分子而言，异地为官不过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且“换换更安全”。
其二，异地为官者可能因为缺乏本乡本土的情感和来自熟人社会的监督，行政不计后果。虽然今天有不少女子敢于上传裸照，无畏人言，但整体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重视社会评价的。官员亦是如此。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熟人社会（此时所谓“父母官”，实乃在父母之邦做官，不得不在乎人情世故）；二是历史。长久以来，这个以历史为宗教的民族，虽然不在乎有没有天堂，但人人都渴望“青史留名”。这里没有十字架，却有耻辱柱。所以即使是一个普通人的葬礼也会飘扬“万古流芳”这样的挽联。在乡土中国，一个人无论做了多大官，总还是会在意同乡及其后人的看法。
其三，异地为官增加了政府的短视行为。我曾经批评现在的政府做事不图大计，地方政府更迭过频，倒更像是一个个“临时政府”；而“临时政府”之朝令夕改、野蛮拆迁更让社会变成“临时社会”。究其原因，异地为官亦难逃其咎。以中国市长协会调查为例，2002年到2006年任期内，更换了一次市长的城市占61.3％，更换了两次市长的城市占25.3％，没有换过市长的城市只占13.3％。另有媒体披露，河北邯郸17年换了10位市长，每任市长的平均任期还不到一年半，没有一位市长能够任满一届5年。
对于小堡村所在的九江市，我做了一个简单统计，从1983年撤地建市至2008年这25年间，历任市委书记共11届，也就是说平均2.3年一任，不足任期一半。
在古代，异地做官好比流放，而现在异地做官像是巡演。有人这样形容这些官员：第一年摸情况，第二年捞政绩，第三年忙走人。
其四，异地为官增加了行政成本。首先是关系成本。异地为官挑起了本地官员与外来干部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有目共睹。而且关系未必都是坏的东西，在行政效率方面并非关系越少越好，否则美国总统上任为什么也会任命亲信？与此同时，异地为官也增加了财政支出，造就了许多穿梭于不同县市的“宾馆干部”。“三公消费”每年消耗大量财政，而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异地为官究竟花掉纳税人多少钱财？
其五，异地为官有悖于地方自治与基层民主。今日中国，虽说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这种“空降和尚”的做法使许多地方的民主流于形式。最常见的情形是，某地要选举新县长，由于要选择外地干部，只好先由上级组织部门从外地派个代县长，然后再搞选举，而当地民众一般不了解该官员的情况，最后只能上级组织部门安排投票。当“生米做成熟饭”，所谓选举，不过是个揭开锅盖的仪式而已。
对于异地为官，许多网民也颇不以为然，并从逻辑上予以嘲弄：“如果实行异地制，县长要外县人来当，市长要外市人来当，省长要外省人来当，接下来国家领导人该由外国人来当，联合国秘书长就只能向外星球发电波，请求空降领导者了。”
除此之外，更有人揭短：虽然县市长名义上都由选举产生，但许多“外来和尚”竟没有当地户口。也就是说，根据《选举法》，这些“高僧大德”在就任地连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没有，遑论当选县市主要领导？这不是纯粹假选举吗？有的县，县长上任几年，从头到尾工资都在他原来所在的县里拿，连人事关系都不愿调过来。
相较而言，农民们对异地为官者的态度则多少有些暧昧。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本乡本土的官员有着怎样的印象。如果是坏官，他们便会想到“外来和尚”的好处，想到遥远朝廷上还有清官；如果是好官，比如通过自己的关系重建了学校，修了公路，他们便会相信“亲不亲，故乡人”。当然，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谁来做官都由不得他们选择，好坏只能事后评价。而真正令他们苦恼的是，如果是个外来坏和尚，恐怕想责骂都找不着对象。大凡能空降来的外来和尚，在“做空”了一个地方后，还能被空降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做官。
农民们说不出多少理论，但他们知道如果能民选本地官员，为官者在情感与理智上都更可能会为本地谋福利，对他们负责；他们知道监督一位久居地方的官员比一个来去匆匆的“外来和尚”更容易。可叹这个地方自治的梦想，在近百年前被无情中断。当“民选县长”在百年后仍是梦想时，谁还记得1922年的中国曾经出现首位“民选省长”？无论惊艳与惊魂，其所见证的不过是二十世纪的一枕黄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