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谈到的人对人的虐杀与剥夺，让我想起法国大革命前的几封书信。相信它们可以帮助读者解读一个社会何以充斥暴虐、失去温良，而人们又对此习以为常。
宽宏大量的杀人
自从离开布列塔尼，我一直怀念那里明晃晃的太阳雨以及文明与秩序，然而在历史上，它也是一个飘满血雨腥风的所在。1675年，布列塔尼地方的下层阶级，曾聚众反对新税。这次骚动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见证了这一恐怖事件的塞文涅夫人在给女儿格里娘的信中有这样行云流水的描述，仿佛在写小说：
我的亲爱的女儿：你从埃克斯寄来的信，写得太可笑了！在把信寄出之前，至少要再回看一遍。你会对你写的那么多赞美之词表示吃惊，但你又会因为喜欢这样不厌其烦地写了这么多而感到自慰。可见，你已经吻遍了普罗旺斯地方的所有的人，是不是？不过，只要你不爱闻葡萄酒的香味，就是你吻遍了布列塔尼地方的所有的人，也不会令他们满意。
……你喜欢听雷恩地方的消息吗？那里下令征税10万枚银币，如果不在24小时内交出，就把税额翻一番，并派兵去征收。当局已把一条大街的所有居民撵出家屋，而且不准任何人收留，违者处死。因此，一大群倒霉的人，其中有孕妇、老人和小孩，在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城市时号啕大哭；他们不知到何处去好，既没有吃的，又没有栖身之处。前天，一个开舞厅的小提琴师，因偷印花税而被车裂。他被五马分尸……，并将他的四肢放在城市的四个角上示众。……已有60名市民被捕，明天开始治罪。这个地方为其他地方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叫其他地方也尊重总督及其夫人……，不得往他们的花园里投石头。
……昨天，天气甚美，塔朗特夫人来到她的林园小憩。当然要为她准备下榻之处和饮食。她从柴扉走进来，又从原路回去。
而在同年10月3日的另一封信里，塞文涅夫人又补充说：
你总是喜欢向我谈论我们这里的悲惨事件。我们这里已经不再实行车裂了。为了维护正义，每周只杀一个人。不错，我现在认为判处绞刑已经算宽大了……
布列塔尼的这一惨案发生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这位好战皇帝的连年战争与频繁加税，引起了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乃至公开反抗。在今人看来，这一切也自在情理之中，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而且，与此同时，读到上面这样的几则通信，你是不是觉得塞文涅夫人过于冷血？在谈完一场被视做“榜样”的血淋淋屠杀之后，她竟然还能悠然自得地谈论当地的好天气！
然而，透过她的其他一些通信以及对其生平的了解，读者又会发现，这位贵妇人并非全无心肝、全无人类的良善。她热爱自己的子女，同情遭遇了不幸的朋友，甚至对家臣和奴仆也还算宽大仁慈，更不可能有“每周杀一个”的冲动。问题只在于，她对于降临在贵族圈子以外的苦难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无动于衷。
塞文涅夫人成为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书信作家，实属无心插柳。人到中年之时，她的丈夫塞文涅侯爵为了另一个女人死在决斗场上，从此，她将后半生的激情主要花在了给女儿写信上面。据说有时候一周会写好几封。事实上，塞文涅夫人并没想到自己的私人信件有朝一日会被公之于众。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些通信因为原汁原味地反映了路易十四时期的风土人情、傲慢与偏见而被视为法国文学的瑰宝。
不平等的暴虐
最初我是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读到这些信件的。对于信中所描述的种种残酷场面，和我读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开篇一样印象深刻。在转述它们的时候，托克维尔也不无感慨——即使是在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最残暴的人写信给最无情的人时，也不敢泰然自若地说出上述那样的话，即使他个人的气质促使他这样做，全国的民情也将禁止他如此。但为什么会这样？根据这种变化，接下来托克维尔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为什么人类慢慢告别野蛮，变得温良？
在书中，托克维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人类慢慢走向平等。而且，“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是他美国之行的最大发现。同样，民主的精髓，首先也是身份的平等。
托克维尔当时大概是过于乐观了一点，在他死后的另一个世纪里，人类自相残杀之残酷，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且，革命未必带来真正的平等，当革命摧毁原有的社会平衡并且严重变质后，不平等甚至还会变本加厉。然而，托克维尔的判断又是那样入情入理，令人折服。在他看来，平等之所以能使人类告别野蛮，走向温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大家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和感情上大致一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可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尽管在民主时代很少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尽忠的现象，但人人都有人类共通的同情心。谁也不会让他人受无谓的痛苦，而且在对自己没有大的损害时，还会帮助他人减轻痛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因为有着相同的身份，有了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和情感，凡事便会由人及己、由己及人。当你见到他人的不幸，你会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当然，前提是你要把他人当人看。否则，这种同情心将无异于养猪场给猪喂食。养猪场给猪喂食，不是出于爱，更不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同情心。
或者说，人类从来就不缺少某种高尚的情感。问题只在于，这种高尚情感常常受制于种种关于人群的分门别类。不是么？假如塞文涅夫人在雷恩所见证的是一群贵族被杀，她给女儿写信时一定会惊恐万分，因为她在死者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看到自己优雅的生活随时可能朝不保夕。同样，希特勒当年之恶，不正在于他从人类中还区分出不同的物种，进而对某一群体进行剿杀？历史上之所以有奴隶主对奴隶的残暴，现实中之所以有城管对瓜农的殴打驱逐，制定政策者丝毫不体恤民情，不正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有着不平等么？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2010年的两会上，“地产政协委员”张杰庭会大言不惭北京房价两年内该涨到4万一平米，因为“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
平常人也会不自觉地这样自我分类。比如，一个人，在看到与他穿着相同制服或有着相同肤色的人受侮，难免将这种侮辱与自己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你甚至还会发现，即使是一位温良可人的姑娘，任凭她有着天使一般的面容，也会在网上张贴美食图片，炫耀自己刚刚吃过的某只动物的肉，而无半点愧疚怜悯之心。但是，如果她在餐厅看见有人踩着了一只小猫，伴着那一声痛苦的猫叫，这善良又让人怜惜的女人可能自己先晕过去了。在另一端，有人又可能对这种反应表示不满——“真是慈悲得令人发指啊！”
关于这种同情心的相悖，就像托克维尔在书中同样谈到的：即使是在罗马文化最灿烂的时期，也充满了种种始于不平等的暴虐。在那里，罗马人不仅把被俘将领拖在战车后面以炫耀胜利，然后才把他们杀掉，还会将囚犯投进斗兽场，让犯人与野兽搏斗，以供群众娱乐。甚至连滔滔不绝的哲学家也会表现出人格分裂：“西塞罗一谈到一个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但他对罗马人胜利后对战俘的那种暴行，却缄口不言。”究其原因，无外乎是西塞罗没把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罗马人归属于同一人类。
明白以上这些分析，读者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世界上至今仍有残暴的事情发生了。回到现实，不得不说的是，尽管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然而真正的平等精神并没有得到普及。而且，牺牲一部分人以满足或成就另一部分人，也成为许多不幸的根源。即使我们不在这探寻人类或者国民的种种不平等的起源，仍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不平等，恰恰是一个社会告别温良走向暴虐的根源。
一段血腥的历史
回望历史，苦难无数，又怎能轻易忘记？我曾在《炎黄春秋》上读到一则杀人事件，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它也绝对算得上触目惊心：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1967年夏秋之交，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被杀和被迫自杀者达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共造成全区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中国。
据说，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总认为阶级敌人“火烧冬茅心不死”，无时不刻梦想复辟变天，伺机反攻倒算，人为制造恐怖气氛。在1967年8月上旬，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当时当地最高领导机构）先后两次召开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会议，主要领导把会上反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作了引证，如“‘四类分子’要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要把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土要回去”等，强调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狠狠打击。各区社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时，不同程度扩大敌情，渲染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有两个公社以“阶级敌人报复杀人”（不实）为由，杀害4人。此后，全县到处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地富当骨干”，加之在这段时间，有四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更加紧张。8月17日，清塘区造反派头头主持召开千人大会，动员部署杀人，理由是“阶级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这场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同样归咎于法治的崩溃或者缺席。从1949年建政至“文革”结束，为了表明与过去决绝的决心，新政府废除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而实际上这些年间只出台了两部法律，一是宪法，二是婚姻法。前者是“国法”，后者是“家法”，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便这么国法、家法地简单运转起来。在那个疯狂年代，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寻常百姓，谁都没有安全感。据说，当有些干部和群众提出“杀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依法办事”时，有的领导干部回答：“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道县柑子园公社还公然挂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宁远县有个农村女青年，把自己的婶娘（地主分子）抓来杀掉。有人问她：“你是你婶娘一手抚养大的，你怎么杀得下手？”她回答：“我要革命！”由于凶残无比，此女在三十多岁也没有嫁出，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革命剩女”。
谢天谢地，小堡村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类似恐怖的事情。当我开始面对这个世界时，那个残酷的年代正接近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