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多么荒谬而自负的物种！把几头近乎灭绝的野兽关进了笼子，便以为征服大自然了。人类，又是何等多灾多难！和野兽相比，他不仅要面对疾病和风雨的伤害，更要面对发生在经意与不经意间的同类相残，挨着刀枪、钢管和扁担。
且不论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落地后的王冠又让一群群人抢得头破血流，即便是在和平年代里，人类世界同样是险象环生。夺命的池塘、有毒的奶粉、徘徊在幼儿园外的刀客、马路上伺机报复社会的卡车司机、不可一世的城管，以及无药可救的疾病、空虚食人的矿井、九死一生的空难、嗜血的“躲猫猫”……这一切随时可能没收一个人的生命。更别说，日常生活中的人际挫折已足以令人垂头丧气：亲人的离逝、家庭的变故、朋友的背信弃义、“一个义人也没有”，种种绝望更教会人们放弃抗争，甚至放弃生命。
减去12年
那些来自意料之中或想象之外的灾难，让每个人都在生活中走钢丝，而人们赖以生存的也不是《宪法》，而是基于日常经验的种种“活法”。正是这个原因，又目睹了无数生离死别，知晓了人世间的种种灾难，每当我看到一位长寿的老人，想到他（她）能活过漫长而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便不由得心生敬畏。让我叹息的是，今天的北京已经赶上巴黎，人均寿命超过80岁，而我所在的村庄却难得一见八十岁老人，最长寿的通常也都在七十岁左右故去了，算一算人均寿命大概只有六十多岁。
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佐证了我的判断。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数据显示，2002年大城市的儿童死亡率为6‰，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贫困地区则高达54‰。阳光之下，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同在中国，当你知道生活在农村意味着你比城里人少活12年，你就更能明白城乡之间有着怎样致命的不公正。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作家谌容写过一篇小说《减去十年》，感叹被“文革”耽误的十年。当你知道这个国家的农民比城里人平均少活12年，你作何感想？
当然，在农村也有活得比较长的人，比如家在江苏的陶兴尧老人便活到了九十多岁。谁知戎马一生的他，却在抵抗镇政府的一次拆迁中绝望到引火自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