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到具体的命运中来吧。接下来说说抗战前后两位县长的故事。由于时代久远，又逢特殊的政治原因，他们的生平与故事，如今在当地早已湮没无闻。我也只是近几年因为写作本书的缘故，才偶然知道了他们的一点事迹，并由此顺藤摸瓜，查阅了一些资料，又走访了当地一些老人，对当年共治永修的两位县长的作风与命运渐渐有了相对清晰的印象。
流亡县长
先说杨华松。虽然当时有属地回避制度，但杨华松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县官。早些年我曾听村里的老人们谈起过他，据说我爷爷那辈人还给他抬过轿子，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杨老爷有180斤，甚至在日本人追赶时，也还要坐着轿子逃跑，累得轿夫们一个个叫苦连天。再后来是我回乡参加县一中65周年校庆，了解到这所学校就是他在山区里打游击时创建并且兼任校长。学校以“礼义廉耻”为校训，遵从“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而杨县长兼任一中校长，救亡、启蒙两不误，也算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政教合一”。
那个时代的县长，表面上看虽然像现在的某些县委书记一样权倾田野，实则没有多少实权。在古代，一向是“客不修店，官不修衙”，因为没有这份预算。汉代才有郡财政（这相当于元明清时代的省财政），直到1935年才有县财政。没有财政支配权的县官要想修衙，不是自掏腰包，就是税外收费，或者向上级打报告争取拨款，但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既然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列位县大人通常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1910年1月9日，清廷正式颁布法院编制诏令，正式宣布行政官与法官分离，县长的审判权旁落，可以借机渔利修衙的机会就更少了。
虽然后来勉强有了县财政，整体而言，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仍沿袭“包干制”，县长在任期间，只能领点可怜的工资，既无钱修衙，又无地可卖，也不置公物。新官上任时，甚至连总理遗像、党旗、国旗都要自己带上。若不捞点外快，一年县长下来，这县长就破产了。至于沦陷区，更流行“背包县长”，背一个布包，悬一颗县印，将流亡政府演绎到了极致。我曾谓有些官员，头脑简单，遇事只知动用武力，真可谓“穷得只剩下条枪”，而当年这位杨县长，受日军的封锁追剿，活得颠沛流离，虽然拉起了一支队伍，却也因为缺粮少盐，真落得个穷得只剩下条枪了。
不过，就这么一个胖乎乎的县太爷，走到哪里自己都是国军的“辎重”，能够在日本人的枪炮边上维持县政府“金枪不倒”，也实属不易。由于实行“焦土政策”，在日军大兵压境之时，国民县政府先是纵火烧毁了县城，然后将政府迁至云山山区。其后几年间，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日军久攻不下。
上中学的时候，我曾“暗访”过这片深山老林。那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学校组织了一卡车的中学生去山里打火，一直折腾到晚上两三点，像当年鬼子一样历经千辛万苦。好在终于没有引火烧身，否则读者就看不到我这篇文章了。
说到杨县长抗日，不得不提的是1943年9月4日的云山堵击战。当时日军痛下决心，出动了2000多人上山下乡清剿国军，不曾想被“杨家将”打了个落花流水归去也。由于这是在日军十倍于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的一次大捷，此战获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省政府的嘉奖，县政府也因此收获了52箱弹药、40发“八二”迫击炮弹及两千块大洋。国民党《中南日报》、《民国日报》还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