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爱看《霍元甲》，爱唱片头粤语歌，最拉风者除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便是“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此时，毛泽东像渐渐淡出，而流行于各式文化衫上的霍元甲（黄元申饰）形象渐渐成为代表中国力量的新图腾，让你觉得“分（昏）睡百年”后的中国好不威武！如果谁敢欺负中国，全中国人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考公务员一样，都一起上了。
然而，待年岁渐长，对社会与人生有了些自己的理解，发现世界远非那么简单，“全民皆兵”的歌声更是过于浪漫。毕竟，生活于尘世的人们，无论天下承平，还是动荡岁月，各有自己的当务之急。且不说现实中的“霍师傅”在“全民向钱看”的年代了断红尘，从此出家做了和尚，回望历史，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也没有真正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
至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之“全民皆兵”，则另有内涵，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难得一见。当每个个体迫于军事共产主义而别无选择，只能争做手持利剑、不谈私利的公民；当国家因为唯一目标而被改造或者简化为一辆开足马力的战车，你又不得不承认，这片土地虽然不若从前那般“分睡百年”，但终将重新回到沉睡的年代。而且是集体沉睡，更大的危险自在其中。
逃兵役
回望中日之战，事实上早在率军北伐遭遇“济南惨案”之时，蒋介石便已深知日本将是他一生的敌人。只可惜那时的中国，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旧潮未去，新潮未立，实在没有本钱和日本人拼，所以蒋介石便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希望能够一心搞建设，遇事能忍则忍，“小不忍乱大谋”。此“大谋”就是卧薪尝胆，积聚国力，以备他日再与日人一战。然而，如意算盘终落空，任凭你忍辱负重，日本的刺刀还是齐刷刷伸到了卢沟桥，伸到了夜上海，伸到了武汉城，伸到了我们村。
和宋朝一样，中华文明的生长又一次被外敌入侵彻底打乱。如齐邦媛在《巨流河》里所谈到：“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不只是武器，还包括人。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谈起二十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八年抗战”与“全民抗战”。实际上中国的抗战早在这八年之前便开始了。“全民抗战”同样需要大打问号了。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但是，国民政府正面抗战所能动员的，更多是青年学生，至于农民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以我在当地寻得的资料，并翻检其他地方当年的历史，更多农民选择了不抵抗，至少是没有积极抵抗。而这方面，逃避兵役便是最好的注脚。
除了外逃和花钱躲避兵役外，当地老人还谈到其他三种办法：一是改变年龄，由于兵役年龄是在18～45岁，所以年纪大的改大，年纪小的改小。在当时，许多人的年龄也无法确定。以前考察年龄的唯一根据是家谱，但在动荡年代，不少家谱毁于兵祸，已无从查找。所以许多人知其伪报，却也查无实据。改动几岁，通常也看不出来。二是找个差事当，如情报员、科员、乡丁、保丁、区队长、文书、乡干、副官等，这些一般还能免夫免税，拿薪晌。许多人后来有了历史遗留问题，和当年取巧逃役不无关系。此外就是混个文凭，山里国统区的国民小学因此挤了好几百人。据说真正的学生恐怕不到一半，很多人早就不是学生，他们名为读书，实为在“拉丁区”躲壮丁。
农民之所以热衷于逃避兵役，未能积极抗日，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