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每遇中日关系紧张，许多爱国者便会喊出“抵制日货”的口号。然而，具体到如何抵制日货，现实又让他们立即犯了难。且不说全球化时代的商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什么是纯粹的日货已经很难定义，即使是两国文化本身，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以下这些“日货”便是自十九世纪末陆续流入中国，已经被用了一百年，你如何抵制？有什么决心抵制？
人道、人权、反动、反党、反革命、斗争、方针、文明、文学、公开、主席、出版、代表、主义、共产主义、地主、市场、民族、世界观、代言人、生产力、形而上学、改造、改良、批评、表演、材料、金融、迫害、玩具、所有权、知识、政治家、政党、美化、思想、科学、高潮、原理、时间、浪漫、真理、理想、常识、劳动、游击队、国际、间谍、悲观、传统、新闻、广告、复习、保健、人力车、化妆品、内容、联想、警察、电话、电灯、图书馆。
类似词汇还有很多，出乎我意料的是，小时候读来十分亲切的“小熊座”、“大熊座”竟然也是日本制造。而根据一些学者的专业统计，十九世纪以来流入中国的重要日源词汇少说也有四五百个，最多则可以算到两千个，甚至连“为人民服务”都是来自日本的舶来品（更别说如今互联网时代又有大量日本新词流入）。这些词汇和现代汉语生长在一起，若要剥离，恐怕不只是严重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书写与表达，连孩子们的所有教科书都要重新编写了。
文化互相感染、渗透，本是文明演进的金科玉律。虽然中国可算是东方文明之母国，但日本西化较中国早、较中国成功也是事实。只要是抱着一种平等、自由的意愿，着实谈不上什么文化殖民或者话语殖民了。就像当年日本的遣唐史从中国带回文字，不但没有让日本文明面临灭顶之灾，反而让它脱胎换骨。
遗憾的是，千年之后，中国不但没有从日本那里获得让本国文明脱胎换骨的机遇，反而面临了一场命悬一线的灭顶之灾。清末以降，两国的命运正如法兰西院士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所感慨的一样，日本崛起的时候，作为其“文明的故乡”的中国，却倒在一片灰烬里。
皇民化统治
继续讨论之前，请恕我孤陋寡闻。我原以为“皇民化统治”这样的词汇，只和东北、台湾等地方有关，竟忽略了日军在侵占永修没多久后，便借着刺刀下的伪政权强推一系列教育改革，开始了面向沦陷区的皇民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如果仅从课目表看，讲课的内容还不算单调，至少比我读中小学时还要丰富一些。比如，当时的初一课程设置就包括了代数、国文、日语、历史、地理、公民、军训、劳作、图画、音乐、作文及精神讲话12门课程。每周6天课，每天上午9点到11点50，下午从2点到4点50。每节课50分钟，而精神讲话为一小时。之所以比其他课多出10分钟，恐怕也是为重视起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语课，一周要上6节，而国文课反而只有4节。一位当年在县城念过书的徐姓老奶奶还记得，最早给她上日语课的老师，大家都叫他“佐寺太君”，他上课时从来只讲日语。除了学什么“啊、咦、呜、哦、喔、呸、打、西、斯、涩、缩”，当时还教过一些日本歌曲，“由呀的古呀得得，底了哇拉得，啊得了子那底那，啊呀嘎……前进么前进，啊里啊嘎得……”具体唱的是什么，老人已经记得不是很确切了。这是一位十分不幸的女人。1945年，她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人生才刚刚开始。谁料想，就在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她捡到一颗炸弹，玩的时候不小心被炸瞎了眼睛。
课表中的“公民课”更是耐人寻味。早先恢复上课时，学生们被要求带上毛笔和墨水，涂黑或者直接撕去以前教科书里的一切有关抗日及三民主义的内容。虽然我一直为今日中国各中小学校未设公民课深表遗憾，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据时期所谓的“公民课”，绝不是教育国民如何维护自己与尊重他人权利的公民课，绝不是关于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公民课。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如果公民没有抵抗暴政的自由，没有批评与改造政府的自由，那刺刀下的“公民教育”先天就是一种关乎驯化与顺从的臣民教育。
我说沦陷区的“公民课”给了我一种荒诞的印象，而残酷的年代就是这样的荒诞。无论多少生命灰飞烟灭，无论多少家园被拆被焚，这世界总会有人，因为无知或者势利，去粉饰太平，标榜文明，声称其所处的社会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伟大与和谐。所以，你会在沦陷区看到“松竹梅岁寒三友，中日满东亚一家”、“拥护和平新政府，健全东亚共荣国”这样的春联。
而最是荒诞的，莫过于日伪政府向沦陷区居民广为散发的一幅宣传画：一位带着女儿半坐在床头的摩登女郎，伸出洁白如雪的胳膊，对着一群行走在暗夜里的队伍隔空喊话：“你们难道不晓得你们妻儿们，天天夜夜盼望着你们回家么？快快停止抗战回家中！”
强奸犯告诫受害者的家属须知怜香惜玉！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情么？谁都明白，如此宣传的目的旨在瓦解中国抗日军民的斗志，然而它既无信用，也无其他实质性的作用。更不难推断的是，从逻辑上说，上述床头美女的呼唤似乎更适合瓦解日本军人的斗志。毕竟，这些手握长枪、客场作战、把全家压缩成一张照片装在胸前口袋里的侵略者，也会思念亲人，也有妻儿远在故土等着他们回去。人生既如白驹过隙，何苦还要费时费力于“鬼子进村”，又何苦非要在异国他乡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理想杀人放火，直至终于落了个魂断异乡？
可惜当年的日本没有托马斯·科温那样的议员，否则他一定会因为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而这样质问他的日本同胞：“难道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埋葬死人的空间了吗？”
和平的奴役
地方沦陷后，尽管有许多小孩为日人所杀，但自从汪精卫政府在日人刺刀下“安了民”，那些来自东洋的杀人机器、“马背上的恶魔”，对他们这些小孩的态度表面上好了很多。有位老人回忆，当时他还只是个少年，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群日本兵，就在他学着大人慌忙作揖并招呼“先生哪！”的时候，其中一位日本兵就拿出台湾的花米种和一些雪白的米，说：“小孩子，你们是良民，汪精卫主席叫你们回家种田。”据说，原先没有安民时，路都不敢走，“日本佬安了民以后就太平了一点，就敢走路了。有些好的日本佬在铺子里叫我们吃糖，‘咪西，顶好！吃啰！’”
有时候，日本兵还会将小孩拉上马背，骑上一段时间。或者让在街上要饭的小孩摔跤，谁赢了就给个牛肉罐头，输了的则只给一把米。当年在街上讨生活的年轻人，回想起这些往事，都说是“到日本人那里要饭”。通常长相好的、干净的孩子会得到优待，而长了瘌痢头的、比较脏的则被驱赶甚至被殴打。
就像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里挂甲台村的村民一样，如果生活只是循着如此缓慢的节奏进行，乐声喧哗，没有屠杀，没有以命相搏，天真的孩子们还会坐在村口等衣着光鲜的异乡人发糖吃，你会相信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在中国的这个角落已经或者正在完成。这些温顺贤良的农民，有朝廷而无国家观念。对他们而言，外敌入侵亦无外乎乱世一种，只当是蒙古人灭了宋朝，满洲人灭了明朝，当那些在血腥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接受了“和平的奴役”，也便慢慢认同了日本人对民国这个“朝廷”的侵占了。
只是历史并没有简单地重复。传媒通讯的发达、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政党政治的介入以及中国成为二战之局部，使日军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只需推翻一个朝廷便可以收获一个国家了。更重要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清朝灭亡，灭的终究是家天下。而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的中国革命，不是简单地割去中国人脑后的家天下的猪尾巴，而是让共和的观念渐渐在精英人群的心中生根发芽。中国已不再是谁家的天下，更非异邦的天下，而是自己的天下。绝大多数政党，最初革命的目的也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在欧美国家讲到战争与和平时人们通常会想到“枪炮与玫瑰”，而这些日本兵带给中国的却是“枪炮与糖”。日军侵华，之所以一边杀人越货，一边鼓吹甜蜜的事业，争做“遣糖使”，无外乎这些糖对“沦（陷区）二代”有麻醉作用。然而人类终究相信良善美爱，这些糖和日本天皇可怜可耻的梦想一起，最后也都化成了污秽。
“闻道有先后”
故乡天下沦陷。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虽然绝大多数并没有在日本人控制的学校里上课，但他们至今还记得一些简单的日语——准确说是一些简单的词语，比如“麻吉”（好朋友）、“哟西”（很棒）、“米西米西”（吃）。不过，对于曾经生活在日人刺刀下的人们来说，最能让他们记住的日本话，往往都与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痛苦记忆有关。
据说，当年过日本人的哨棚（岗哨）时，男男女女都要“脱裤子检查”。小孩也要，怕的是裤裆里放枪。通常情况是，在离哨棚两三米的时候，日本兵用手一指，进进出出的人就要脱掉裤子并转个身让他看，而查证的日本兵终日像个泥菩萨一样坐在台子上。需要牢记的是，在递交良民证之前，一定要先给那个假泥菩萨敬礼叩头，否则就会挨打，严重的甚至会被杀头。
见证或者亲历类似恐怖的事情多了，住在街上的人便会热心地将自己的痛苦经验告诉偶尔进城的乡下人。据一位住街上的老人回忆：“过哨棚时，有些乡下远处的人不晓得，我们就告诉人家，对日本佬要礼貌，要给他叩头，叩了头就不打你。有的日本佬打人，还会先问你要怎么打。如果是‘山边新交’，是巴掌打，‘磨林新交’是拳头打，而‘南破新交’是用脚踢。打完后还会问‘你的明白?’”
不少老人回忆往事时都会谈到这些词语。听到类似的故事，类似的细节，我偶尔会想到这样的场面：这些苟全性命于刺刀之下的乡亲，当年也曾坐在一起讨论日语里某个叽里呱啦的词语的具体含义，然后去指导别人，让自己的痛苦经验化做一种先于他人了解或掌握的知识，只当是“闻道有先后”，慢慢地大家也就彻底麻木了。
这种联想多少有点残酷，但它并非不真实。由于日本人长期盘踞县城，只是偶尔下乡打掳，街上人所见证的事情、可以交流的信息远比乡下人多。在乡下，人们甚至不知道“太君”的意思。难怪某村妇女这样回忆1945年日军撤退时的情景，当时她已经有20多岁——“中国兵来了，还和日本佬两边联合起来吃酒，我们地方办酒接待日本佬，就中国太君、日本太君那样叫的，中国兵和日本人在一起吃酒，吃完就散掉了，日本佬走日本佬的，中国兵就在这里驻扎下来了。”
回想当年之饱受欺凌，老人们痛苦如昨，听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年间，当我一次次回归乡野，走访并接触到有关当年的一些口述历史，最让我心难安者，除了无穷具体的苦难，还有另一个“发现”，那就是当地农民见到日本兵时喊得最多的竟是“先生”，而不是“太君”。而在此之前，由于受了无数抗日片的熏陶，我一直以为中国良民遇到这堆杀人机器时喊的都是“太君”。
有人考证说，“太君”一词属中国制造，是某些爱拍马屁的中国人为日本军官特别发明的。这样也好，无关紧要，你只当“太君”是个新的物种。然而千真万确的是，当日本兵强奸妇女、焚烧他们的房屋时，当地村民不仅向“太君”求情，还会撕心裂肺地哭喊，“先生哪，先生哪……”有个村子，在知道日本人第一次要来时还摆出一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架势，组织了一堆人在村口放鞭炮迎接。待日本人进了村子，这些人还在不停地说“先生来了，先生来了……”殷勤如此，整个村子还是被虐杀近半。
据我所知，除非遇到教书先生，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一生中是很少有机会称别人为先生的。可怜这些乡民，高贵地活在自己家中，却又卑贱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卑怯地将来自遥远世界的陌生人称为先生，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人知书达理有教养，是一群比自己富贵且有出息的人。然而很不幸，正是这群与他们素昧平生的“先生”，手握刺刀，足行万里，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乃至生命。
“先生哪，先生哪……”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市井街衢，这样的求饶让人何等心痛！在那里，我听到的不是两个国家的战争，而是弱者无力回天的呼喊、细若游丝的求救，是纯朴乡村对文明世界的彻底绝望与嘲讽。在这样一个世界，强者总是不遗余力地驯服弱者，希望他们毕恭毕敬，然而所有的苦难无一不在重申，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弱者对强者的尊敬从来一文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