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互联网上突然开始流行起“蛋疼”这个词，为了男女平等、争夺话语权，女生们还很配合地发明了“乳酸”。如果能够多了解一点上个世纪的花边新闻，就知道在那个谣言满天飞的年代，“蛋疼”、“乳酸”却是真实存在的。比如1950年7月间在北京周边地区，便爆发过令人两股战战的“割蛋”谣言。
谣言说，为了造原子弹，苏联需要大量的睾丸、子宫、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的肠子做原料。毛泽东答应了，于是就派出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就这么一条在今天看来荒诞透顶的谣言，在当时竟然真的有很多人相信。一个400余户村民的村庄，为此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
全民皆兵，草木皆兵
前文写到插秧与劳动竞赛，这不禁让我想起曾经在网上搜集到的两幅旧年的宣传画。它们有着相同的名字，都叫《你追我赶》。一幅印制于1965年，画面中央是一位健壮的农村妇女，卷着裤腿，脚穿草鞋，担着满满的一担绿秧，走过细细的田埂，两边波平如镜的水稻田，映照着她满面红光。紧随其后的，则是一队同她一样生龙活虎、肩挑碧绿秧苗的男女社员。
与此相比，另一幅《你追我赶》则要有名得多。作为1964年轰动全国的“政治黑画”，其命运自然也更曲折。
1964年，《中国青年》杂志第24期刊发了辽宁青年画家李泽浩的这幅油画作品。按说这是一幅非常“主旋律”的作品，表现的是一群挑着担子疾行在芦苇丛中的“社会主义青年人”如何朝气蓬勃、满怀希望。当时，李泽浩刚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并留校任教。作品发表后李泽浩还用这笔稿费交了党费，以“感谢党的培养、学校的栽培、老师的教育”。
然而，在那个既全民皆兵同时又草木皆兵的年代，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年轻人，许多独具鹰眼的读者还是在李泽浩的《你追我赶》中发现了大量“反动标语”与“反动暗示”。很快，《中国青年》陆续收到了几麻袋的读者揭发信：有人看到芦苇丛中藏有“蒋介石万岁”；有人对着阳光、灯光从背面发现了“反共”和“以血还血”；有人就芦苇倒向画面左侧认定这是“西风压倒东风”，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捕风捉影”；还有人指出，画面中心有五个人物，四个人挑着稻谷挡着裤子，只有一个人是显出裤子的全身，其用意显然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和赫鲁晓夫攻击中国一唱一和……除此之外，更有人别出心裁，指出作者的名字同样反动透顶，李是“离”，泽是“毛泽东”，浩是“好”，连起来就是“离开毛泽东好”，这难道不是要背叛毛泽东思想？
各路人马兴师动众，抓特务，抓反动派，抓阶级敌人，细抠油画里的每一个细节，指鹿为马，无中生有，甚至恨不得将其磨成粉以分析里面的物理成分，其精细程度难免让人想起曾经闹得风生水起的“周老虎”事件。不同只在于，今天人们拿显微镜看周老虎，是为了质疑和限制权力；而当年以照妖镜的方式看《你追我赶》，则是自欺欺人并在实质上抹杀社会共有的权利。正因为此，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的能力的崛起，而这种能力，既受益于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崛起，同样受益于互联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应该说，在那个“你追我赶”的时代，阶级斗争等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也是一张无形的互联网，它能将每个人充分调动起来，互相怀疑与杀戮，以便将隐藏在各地与各行各业的“纸老虎”捉拿归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斩草又除根”。
冯骥才先生在其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一百个人的十年》里谈到一位从事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当年如何死里逃生：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至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被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
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叙述者当天没有被枪毙，侥幸存活下来。这段惊悚的经历留给他的结论是：“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子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相声界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文革”期间，有人要侯宝林检举揭发相声界的反动分子，侯宝林就揭发了自己，理由是他竟然曾经妄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面对那必须做出的莫须有的揭发，侯宝林给出了这么一个幽默的答案。没有比嘲笑更反动的思想了。嘲笑，是庶民对一个荒诞时代最轻松也最直接的反抗。
今天，许多“爱国者”都在忙着抓“汉奸”，做着我所说的“只赚不赔的生意”。当然，这一切与过去的哪个时代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三国演义》里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说，而生活在那个“大巫时代”里的人们最崇尚的却是“识特务者为俊杰”。通常，阶级斗争抓得最紧的时候，也是特务最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内心架起了机关枪与瞄准镜，同时也将自己扔进一种时刻被人瞄准的困境，即多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所以，你会看到，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时代里，特务无所不在：懂外语的教授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象棋棋谱《渊深海阔》上的数字与口诀被认定是特务的联络密码，需要送到公安局破译；甚至，像容国团这样的优秀运动员也不得不因为“特务嫌疑”自杀，而他兜中遗书还毕恭毕敬地写着“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专打信号弹的特务、美蒋空投的特务、偷听敌台的特务、会抽香烟的女特务……
在县里，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县贮木场小学有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因为好玩，拿了一支粉笔趴在二楼的栏杆上写下了“毛主席万岁！”。很不幸，从楼下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是倒的。这下不得了，被在楼下的同学看见了，这位小学生便成了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小孩因此受了大惊吓，好在他的家庭祖祖辈辈都是贫农，根子红。老师也只好让他在班上作了几次检讨，在教室后面站了一个月。在那个年代，如此草草了事，也算是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了。
那个时代真正让你毛骨悚然的“特务”，不是上面这些想象中的坏蛋，而是住在你家里的温顺的告密者。关于这一点，写过《卧底》的章诒和女士和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乌尔里希·穆赫都深有体会。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无数东德人和穆赫的妻子一样，甘做了床上的卧底、国家的特务。虽说名义上都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床位，没地位”。
在这样的岁月里，自由通讯同恋爱、性交一样，是一种潜在的罪行。抓到的特务，总是和电台联系在一起，如果此人成分是“地”、“富”、“反”、“坏”、“右”，总免不了还会有一本“血淋淋的变天账”。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另一种意义的电台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略懂技术的知道如何找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截然不同的声音。据有经验的人说，如果听了两分钟还没有念毛主席语录，那它十有八九就是敌台了。此外，语调、语速也有明显不同，相较而言，敌台播音语气柔和，不像大陆的革命播音员那么正气凛然、目空一切。糟糕的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在这个大公无私的年代根本没有墙，谁要是多偷听几次敌台，难免会被神经兮兮的革命群众揭发，打成现行反革命，得到不应有的下场。当时同样流行“八分钱邮票”一说，只要“八分钱邮票”，被告密的就可能遭受冤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