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吃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晋西北小调换了歌词，变成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最早我是在《读书》杂志上读到这首情歌原唱的。从生活中来，到政治中去，历史的细枝末节，常常有趣到让人唏嘘。你很难想象，一首细腻而凄楚的情曲，在只换了歌词后，听起来竟然像是宗教音乐了。而这，正是那个盛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里的真实故事。
谈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村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当时，无论是出工，还是收工，甚至在田间休息时，都要向毛主席表忠心，学习毛主席语录。最常见的情形是，社员人人手捧红宝书，列成一排，齐诵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为毛主席积肥
当历史终于翻过那苍茫一页，今日回首一切已觉天遥地远。对于那个过集体生活的时代的故事，生于七十年代初的我只有一点浅浅的印象。比如，夏季某夜两三点，村子里锣声狂鸣，犬声骤起，睡意正浓的社员们纷纷赶到水稻田里，去收起昨日刚刚割下的谷穗——只因为狂风大作，山雨欲来。长大以后，我在六十年代的老电影《艳阳天》里找到似曾相识的场面。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中国村庄的天气预报，竟然是靠乡里的邮递员亲自送来的。
而我亲身经历的集体生活，前文已经简单提到，大概也只有和童年的伙伴们一起，在村里村外拾猪、牛之粪，将它们倒在村口的一个大粪坑里，为社会主义积肥，为毛主席积肥。对毛主席的印象，想来父辈和我都是一样的。毛主席生前很忙，从来没时间赶到小堡村和贫下中农握手，也没有站在一大片稻穗中间，讲解广阔农村大有作为，让村里的孩子们围观。所以，小堡村的老老少少，注定只能在文字与影音之中见识这位最终被官方定性为“功过七三开”的新中国缔造者，这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与“伟大的舵手”。
具体到我这一代乡村少年，所能感受到的毛泽东的影响，文字方面主要来自当年无所不在的政治涂鸦或宣传。如村里俱乐部墙壁上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至于声音方面，尽管我曾见过有人被戴高帽批斗、被吊打，但小队集体歇斯底里喊口号的场面我早已全无记忆。在家里，偶尔也会听到母亲不经意间哼起“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这样的声音也是很少的。在我幼年记忆里，听到最多的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它冷不丁就会从母亲的嘴里飘出来。小时候不知所以，以为母亲唱的是地方戏，长大后才知道这里的“表叔”都很有背景，来自样板戏《红灯记》。母亲在未出嫁时，曾经在她所属的公社里唱了两年的样板戏，并因此多认识了几个字。也是这个原因，母亲偶尔会有一点点可怜的优越感。在城里居住时，母亲不忘夸耀自己如何认得路牌，不会迷路，而村里有的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除此之外，母亲还会哼一些黄梅戏，如《女驸马》里的唱词：“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啊好新鲜。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人人夸我潘安貌，原来纱帽罩啊罩婵娟……”只是母亲并不知道在黄梅戏的老家，造反派一度将黄梅戏改成了“红梅戏”，因为“黄”字代表了色情、反革命与资产阶级情调——在这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这个国家只恨不能将炎黄子孙改成“炎红子孙”，将黄河改成“红河”——更不知道当年那位声音甜美、因唱《女驸马》与《天仙配》而红极一时的严凤英女士有着何等悲惨的命运！
1968年4月8日，因为“反对样板戏”而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国民党特务”的严凤英在绝望之中吞药自杀，死后还被军代表刘万泉指挥开膛破肚以查找敌特发报机、照相机。此公意淫、残害他人之猥琐、恶毒与变态，令人发指。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我们的七仙女”、“我们的女驸马”，难免满心悲痛。一切正应了“自古美人如良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没人知道古往今来究竟摧折了多少美善贤良。
同样令人心痛的是，在那个集体迷失自我的年代，严凤英在遗书里写的竟是：“我严凤英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而那位不仅耽误严凤英抢救时机并且残害其身体的军代表，其后竟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直到2009年被网友人肉搜索时，他正在南昌东湖区的一个小区里颐养天年。不唯刘万泉，当年的刽子手，又有哪位愿意站出来为自己的罪行忏悔认错？
今天的人们热衷于在练歌厅里宣泄用不完的热情。当我在一些视频网站上看到当年的革命小将们在广场上群呼万岁的疯狂场面时，恍惚之间会觉得那些异口同声的呼喊才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富激情的“卡拉OK”。此国彼时，其来有自。它像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练歌房，政治旋律与歌词都已经备好，只等你的声带按部就班地震颤。
我幼年亲自看过的有关毛主席的影像，印象最深的一次大概是1977年，也就是我四岁多的时候。大概是夏夜，我的的哒哒地跟着村里人去大队部看了一场有关“毛主席逝世”的露天电影——《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影片的名字，只知道那个叫“毛主席”的男人死了，却又不懂出现在黑边白布里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哭。不知何故，那个夜晚的屏幕给我留下来的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至今未忘。
八十年代以后，常会听到村民提起邻村一位中年妇女在1976年如何哭得死去活来。现在想来，既然这位妇女常被当作特例来说，或许可以说明当年的乡下人为毛主席哭丧时并不如我所看到的影像中那么激烈。而生于七十年代的我，因为年幼的缘故，更与过去种种政治戏剧有一层深深的隔膜。此时，我的生命刚刚开始，对死一无所知。在这样的幼年，即使死亡出现在影片中也是不真实的。我会因为某种欲望未得到满足而流泪，却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更不会像那部纪录片所形容的一样与高山和大海一起悲鸣。
两三年后，我久病在床的爷爷过世。出殡之日，作为长孙，按家乡“压丧”的风俗，我头扎红布坐在漆黑的棺材上，呆头呆脑、东张西望，由几个和蔼的本家抬着，为爷爷送行。奇怪的是，从家里到墓地，一路上我竟不知道哭——只觉得自己参加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而且你必须参加，别无选择。回想当年坐在爷爷的棺材上一声不吭，我很庆幸没有人教我哭泣。那时，我还不能体会失去亲人的痛楚，但也没有学会装腔作势。我茫然地看着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既懵懂又纯洁。直到若干年后，我上了初中，才真正想念起爷爷来。这个可怜的男人，因为吃了亲戚送的乌骨鸡，转天便去见我太公了。至于纪录片中那位令千万人齐声号啕的领袖，虽然他改变了几代人的生活，却从来不曾走进我的生命。而那个万寿无疆的时代，伴随着那场至今仍未真正完成的风光的葬礼，终于开始重回自然规律，回到了生老病死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