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来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他既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又挡不住历史后退的车轮，遭遇双重辗压。
前文回答了“农村是前线，还是后方”的问题，百余年来的中国，农村是既为后方又是前线。农民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被圈在田间地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人力与物力，难免会给人一种身居后方的印象。即使是我本人，从城里回到乡村之时，也自觉像是回到了人生的后方。然而，每当你看到或者想起这些山野里的寂寞生灵，为这个国家所作的默默无闻的牺牲，以及他们正遭遇的普遍的苦难，你就不得不承认，这所谓的大后方实则为中国最真实的前线。所以，有一年夏天我在乡下和一些乡镇干部聊天时说：“今日世界的前线在中国，而中国的前线在乡村，是故中国乡村是世界之前线。影视明星送文化下乡，理应端正态度，明确自己实为劳军。”
乡村这种“既为后方又是前线”的暧昧印象，在建国之初表现得尤其明显。遥想当年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与垦荒大军开始上山下乡之时，各地车站、码头红旗飘飘、人山人海，那时候的人们何尝不是将这些青年当作即将送上前线的英雄一样加以礼遇。然而，如果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你又会发现，青年被大批动员下乡，实则是因为经济与教育等层面出现了重大的危机，也算是和平年代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了。当危机来临时，农村再次成为时代的大后方与避难所。
据统计，1954年，全国约有6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约有63％的小学生不能升入初中，他们需要走上社会，参加生产。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一书中写道：学生们读了若干年书，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中断学习，转而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回乡务农，本是寻常之事。“然而，由政府出面，号召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并且强调回乡务农的必要性，则是旷古未闻的。”1954年7月11日，《中国青年》刊文解释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此后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向家长呼吁如果孩子们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今日回望，国民自知“责怪政府”乃现代政治文明之精要。然而，当时在西南地区看到“命苦不怪父母，地震不怨政府”这样的标语，难免在心底叹息这眼前的光景，恍如昨时。
广阔天地，“恩将仇报”
据小堡村村民说，村里没有下乡的知青，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过两个干部。后来他们回了城，时至今日，很少有人提起他们。不过，严格地说，如果按当年国家动员辍学的逻辑，村里还是自产自销过知青的。几位“中小学生土著”，包括我的父亲，虽非在城里生长，在六十年代也是因为国家出面而被从学校动员回乡务农。父亲记得最清楚的也是当年的那句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口号源于1955年12月毛泽东的一句讲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领袖的授权与动员，使越来越多的城中青年被投放到农村。本来是为了化解经济与教育危机的行为，轻而易举地变成了一场高蹈理想的革命运动。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辍学风，到1956年达到高潮，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到了总数的50％以上。大量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而且，农业合作化以后，靠计工分吃饭的农民也希望孩子早些回家做“劳力士”，多挣些工分。
在一个崇尚知识、功能正常的社会里，人们多会将升学作为人生进步的阶梯。然而，在极端的年代里，读书、升学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镜花水月。不唯乡村，城里同样“积压”了大量待业青年。尽管有领袖的亲自动员，但还是有很多人因为某种“劣根性”拒绝回到农村去。有人抱怨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是大材小用，“杀鸡怎能用牛刀？”很快有人自嘲：“现在没有了牛，只好用来杀鸡了。”1957年，甚至连一向温顺的天津中学生也组织游行，喊出了“绝不回农村”的口号。一些地方的学生甚至公开闹事，游行示威。
对此，1957年1月，毛泽东的态度是：
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很快，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接连不断的对抗，使最初理想主义的温和动员开始让位于政治斗争的急风暴雨。1957年8月以后，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升学和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学生，被理解为听信了右派分子的煽动。“有命不革命，活着等于零。”由于新生活是党给的，如果因为私利而反对党，在一个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代，很快被视为“恩将仇报”。为完成上级分配的下乡动员任务，一些地方甚至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毕业生家长办“学习班”等强制性措施。而事实上，作为接收地的农村并不欢迎这些外来客，因为后者的到来，会挤占他们的口粮。
至于毛泽东并不反对的罢工，我曾在1968年7月26日出版的广州《刺刀见红》报上读到这样一则文字：“白云山下东风劲，珠江两岸红旗舞，广州形势大好。……罢工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暗无天日的社会里，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的一种革命行动……罢工是有阶级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罢工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罢工就是极大的犯罪。”
“逃农役”
1960年代中后期，一些不安心在农村扎根的青年陆续回城，同样被理解为受了阶级敌人的蛊惑，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媒体纷纷撰文号召“受蒙蔽的知识青年”、“立即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已离开农村的要迅速返回，杀它一个回马枪。”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大城市开始“政治大扫除”，其中一个被扫除对象就是回流的知青。这些已经被注销了户口的知识青年，被当作盲流驱赶。为此，相关人员随时可能出现在车站、码头、各公共场所甚至到居民家里“查户口”，以此“追逃”回城的知青，动员好歹也“杀它一个回马枪”。而在此前后，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将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比做“变相劳改”。
农村虽然天地广阔，知青们的人生却从此走入了窄门，想方设法通过“二招一征（招工、招生和征兵）”逃离农村；一些城里的学生也开始早早辍学以“逃农役”。及至七十年代末大规模返城的闸门打开，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有的有意吃过敏药，吃过量药物，制造高血压、过敏症和心脏病的假象。有的青年吃麻黄素吃得吐血，昏迷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知青史》一书里记录了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真事：
某知青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然烂掉了五分之四！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他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1955年，有人在升学考试之前就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者投陆军——流浪。”十年后，中国人高考升学的权利被整体剥夺了。在我写这组稿件时，偶然看到《高考1977》这部充满温情与善良的电影。在这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影里，不仅有“不回城，毋宁死”的试图自杀者，更有时刻等待一线生机、永不绝望的人。意味深长的是，当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初现时，你会发现，在这部电影里突然间所有的坏人都消失了。这一切，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感慨的一样：“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还停留在冬天里……阳光如此温暖，坏人也会回头。”即便是那位嘴里天天喊着“枪把子”、“印把子”的场长，也变成了送知青及时赶考的力挽狂澜的英雄。这一切真应了“制度扭曲人性”一说。此时，你更能体会，这糟糕的世界，不是人坏，是关系坏。我们着力改造一个社会，首先需要做的是改造关系，改造制度，而非改造人性。
沧海盲流
回想近百年来中国人之“出乡村”与“入乡村”，不无遗憾的是，中国乡村至今仍未真正成为一个诗意栖居的所在，而依旧是一个苦难的象征。无论世居荒野的乡下人，还是误入歧途的城里人，都将“出乡村”当作自己人生的一项重要使命。糟糕的是，那些试图走出乡村的人，也一度被视为盲流加以围堵与遣返。藏在“盲流”一词背后的，是无限酸辛，是返城的知青有家难回，是进城的农民必须回家。同在蓝天下，乡村仿佛是监禁与流放之地。
什么是盲流，究竟是谁制造了盲流？回顾上述历史，我不认为当年那些回城不返乡的知青是盲流，也不认为其后陆续进城的农民是盲流，因为他们回城或者进城的愿望是真实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些为讨生活而四处奔走又被冠之以“盲流”的人，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心明眼亮的人。与此相反，一个人未知真相而动，尽随时代的潮水而随波逐流，才是真正的盲流。这种盲流尤其出现在“计划政治”——严格说是命令而非计划——盛行的年代。当人们不能超越政治做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欲望真实定位自己的远方，在标语的森林里迷失自己、成为盲流自是必然之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成立的共和国的确是有一番雄心壮志。从那时开始，国家试图包办社会的一切。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种“包办政治”暗合了某种“致命的自负”。当然，在“致命的自负”之外，似乎同样有一种“致命的恐惧”，尽管有些恐惧不啻为政府制造出来的“公共产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斗争与斗争思维还没有完全结束，许多人相信，倘使生产、生活不在国家的视野之内，不由国家控制，国家似乎就处于某种危险之中。正是在此背景下，政府动员“狠斗私字一闪念”，并将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1952年教育部曾经发文，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到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确保政治上的可靠性。而国家包办一切，似乎让百姓体验到了“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难免有“以自由换面包”的印象。毕竟，有些东西，比如私域方面的自由，是国家不能包办的。
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此工作进行之前，全国私立中学占全国中学的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而私立小学则占3％。在过去，学校有国立，也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自找门路。社会本可以自我调节。然而在国家体制下，一旦国家因为经济困难或者教育需要压缩整顿时，因为没有民办教育来纾解压力，就会给教育带来无可挽回的冲击与损失。
长于理财的人都知道不应该将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理政何尝不是如此？当国家包办一切，实际上也在积聚最大的风险。所以，还是让我们记住约翰·密尔的那句话吧：“比起个人来，时代更容易出错”。
当然，上山下乡运动在客观上也使狂热的革命浪潮渐渐退却。它名义上是让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是让他们认清了中国的现实，看到了城市与乡村的不平等，正是从生活经验中生长出来的批判精神让他们有朝一日重新回到城市时，不再那么盲目，而是开始听从内心的声音与眼底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