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眼见农村日益衰败，许多知识分子、社会贤达与政府官员都热情投身于地方自治与乡村建设。
而江西，在进入三十年代后，为“剿匪”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使国民政府更知“深入民间”、“到农村去”乃当务之急。1932年11月，江西省政府组织王枕心、苏邨圃等人考察各省乡村建设，并派员分驻邹平、定县、无锡、俞塘等处见习取经。几个月后，由省长熊式辉任理事长的江西省农村改进社成立，开始筹建实验区。
在此前后，蒋介石已授意全国经济委员会，请派国联专家赴赣考察农村问题。很快，江西在国联专家的建议下设立了10个农村服务区，开展农村教育、农业实验、农村卫生与合作社会组织工作。至1936年，各服务区更名“实验区”，加上两年前建成的五个重点实验区以及九江师范、南昌师范的两个农村实验区，江西共有17个农村实验区。短短几年间，江西由中国的“剿匪”中心转为乡建中心，成为考察对象与舆论焦点。
董时进便是在这一时期受熊式辉邀请，由沪入赣，当上了江西省农业院首任院长。在为此“农忙”消失近两年后，当董重新为《独立评论》撰稿时，胡适还不忘在编后特别提到“独立的老友董时进先生现在江西办农村复兴的事业”，欣然之情，跃乎纸上。
“乡建大跃进”
为更好地了解江西乡村实验的这段历史，有必要重点回顾1934年先后设立的五个实验区，包括江西农村改进社创办的安义万家埠实验区和湖口走马乡实验区，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创办的黎川高寨洲实验区，江西省特种教育处创办的南丰白舍好实验区以及江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周作孚等人创办的临川鹏溪实验区。
根据农改社的说法，江西农村因受“匪患”深浅不同，社会情况各异，大体可以分为“匪区”、“半匪区”及“安全区”三种。而为建设新农村，就必须在各区先行实验。囿于人力、财力缺乏，三区不能并举，农改社先在安全区建立首个实验区。应省长熊式辉“竭力要求”，农改社最后将地址选在熊的家乡万家埠。好处是熊式辉私人出资赞助了该实验，缺点是该实验区因为“村落星散”、“人口不多”和“农田过少”而“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区域”。
紧随其后，农改社在同年十月筹办湖口县走马乡实验区，由苏邨圃负责主持，旨在帮助农民“自治、自卫、自给、自强”。苏邨圃毕业于北京大学，时任职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其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张服务式管理，反对官民间的“主奴”关系，要求工作者具有热情而又谦恭的精神和态度，特提出在工作中要坚持“温良恭俭让”之五字方针。
按上述三区划分，农改社筹办的两个实验区分属“安全区”与“半匪区”。余下的高寨洲、白舍坪以及鹏溪县政实验区皆可归为“匪区”，主办方也各不相同。
高寨洲实验区位于黎川县，由中华基督教协会发起建设，燕京大学教授、基督徒徐宝谦任总干事。该实验区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动员，希望通过基督教文化改造当地的民情，以“消灭赤祸”。为此，中华基督教协会还组织了江西农村服务联合会，负责农村服务的设计。
南丰白舍坪实验区直接隶属江西省特种教育处，主要目标是在“特种地区”行“特种教育”。所谓“特种区域”，是指“曾被赤匪扰害区域”或“受赤化较深区域”。国民党认为苏区农民之所以“死心塌地闹共产”，是因为“中共产党的毒太深”，是故要以“特种教育”来纠正广大农民的错误思想，同时达到救济农村的目的。本质而论，“特种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给共产风潮接种免疫。
相较其他实验区，位于临川的鹏溪县政实验区受到更多关注。该实验区由江西省第七区行政专员周作孚与临川县县长夏承纲筹办。周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并在江西从教三十余年。其子周浑元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追剿红军的一张王牌。1932年，作为第七行政督察区行政长官，周作孚到临川“协剿”，两年后国军收复临川，周即开始集中精力进行实验区的规划。在他看来，定县、邹平等地的乡村建设皆是“太平盛世之研究事业，不能应贫苦难区之急迫需要”，像江西这样饱经战乱的“残破之区”，需要的是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改良，即：“一、用最简单之方法。二、花最少数之金钱。三、用最短促之时间。四、从浅近平易处着手。五、使男女老幼皆有组织。六、要乡村生活一概刷新。七、要各处推行可以无碍。八、要革命事业达到乡村。”(李璜，《江西记游》)在此精神指引下，实验区决定在每一乡村必建公园一所，间设运动场、苗圃、养蜂养鸡场。而且说到做到，短短26天内，周作孚在全县同时建设公园120多处。
如此“乡建大跃进”，真应了国民党大员李宗黄的一番慷慨陈词：“政权未夺获以前，应以革命为生活；既夺获以后，应以建设为生命。‘不革命，勿苟生；不建设，毋宁死’”。（李宗黄，《农村自治实验记》）几乎与此同时，李宗黄回云南老家逢密镇搞地方自治，同样创下纪录，“余去年回滇省亲，并奉中央命，顺便视察云南等处党务，回至田间，即将故乡之农村‘逢密镇’地方自治，于十日以内全部实现”。
不得不承认，在当时有许多人和周作孚、李宗黄一样，他们有着改天换地的热情，近乎天真地希望能以最经济的办法，求最大的效果。基于自己在故乡“十日以内全部实现”的自治经验，李宗黄还在《农村自治实验记》一书中谈到自己的一个梦想：“以中国二十四行省而论，每省约八十县，全国共约二千县，每县约二百村，共约四十万村，本党同志，原约八十万，清党以还，约在百万左右（连预备党员在内），假定每二人举办一乡镇自治，则全国农村自治立可完成，即退一步而言，每县党员或各级党委，能各举办一村自治，则亦可树之风声，模范全国。”该书由汪兆铭题写书名，并且分别有林森和蒋中正的“治始于乡”和“乡治楷模”题字，可见在乡村建设方面曾经得到国民政府高层的认同。
由于自身局限与时代之原因，这些实验区最终都昙花一现。不过，各个实验区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时人也不吝积极评价。比如1937年，黄炎培曾先后两次谈到鹏溪实验区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
“江西善后工作，先后设农村改进区……我在临川参观第七区专员公署所办鹏溪农村实验区，一入村中，男女老幼皆彬彬有礼，屠夫放刀，织女停梭，皆来行礼。妇女会分任检查全村清洁，一月检查两次，一切设施头头是道，尤可喜的是耕牛保险，先是村牛疫，牛死百分之六十以上，乃延兽医治疗，同时施行保险……结果去年仅死一头。”“每头保险额为十元到三十五元，听牛主自认，包治牛疫。保险费取自百分之五。如保十元者，年纳五角。牛死赔百分之七十。”（黄炎培《赣游见闻》，《游客话江西》）
青年党领袖李璜对鹏溪实验区同样欣赏有加，“计经行四村镇。不闻臭气，不见游猪，无乞丐，无喧嚣，儿童妇女皆彬彬知礼，民众生活虽尚未一概刷新，而革命事业确已达到乡村，周专员以半年之力得此，其亲民勤事，与其职员之实事奉行，诚足多也。”(李璜，《江西记游》)短短几年间，周作孚在临川办夜校47所，问学处9所，私塾170所，尤其注意动员妇女，因为“妇女为国民之母，生活改良，要从家庭着手”。
并非所有乡村实验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南丰为例，在“特种教育”实验之后，该地经济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观。1938年江西省国民政府组织的社会调查显示，南丰县在“特种教育”之后，仍是一幅凄凉景象：“人口减少，田地荒废，收复后房屋残破，耕牛农具，一无所存，殆已全濒破产之境。”〔《江西各县社会调查概况表》，见《江西近现代地方文献资料汇编》(初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