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世界都认识到，农业是最典型的发达国家型产业，只有提高农民素质，学会科学种田，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有强大的农业。日本《东洋经济周刊》1986年7月12日发表了日本国民经济协会理事长叶芳和的文章，提到当时发达国家农产品的40％～80％是为出口而生产的，“没有比农业更需要头脑、需要人才的产业了！”他提到美国农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品种的改良和栽培技术，特别是水的管理上的进步。据说，一个美国农户如果有两个儿子，就会让优秀的那个去学农，较差的另一个去学经济，当银行职员。“非优秀的人才不能成为农业的接班人，这就是美国的现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这样谈到国外农业为什么发达。与此相比，什么是中国农村的现状？
农村是中国的大后方，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据地，而农民正是中国“社会金字塔”的地基，是藏于泥土的一部分。2005年9月27日，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院所校学术研讨会上，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司长鲜祖德披露了一组数据：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还没有通自来水；60％的农民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7000万户农民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的村还没有通电；6％的村还没有通电话；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等。而根据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2001年县乡政府占全国21％的财政收入，却要供养全国70％的公务员，全国小学80％以上的农村小学，以及全国64％以上的农村初中义务教育。
前文提到农家子弟之“出乡村”，主要包括读书、参军与打工等几种形式。与此相伴的是乡村精英大量外流以及随之而来的乡村一天天的衰败，而且这是持续百年的衰败。
废科举，闹革命
先说读书。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新政”推行，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变革，如改革学制、奖掖留学、废除科举、兴办新兴学堂等等。据说“厚黑教主”李宗吾便是在知道废除科举后，立即把家中所有四书五经都搬出来“一火而焚之”，颇有点“漫烧诗书喜欲狂”的意味。
然而中国社会并未就此改天换地，焕然一新。八股文自然是不好，如王学泰老先生所说，全文只能就题目展开，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就好比挖井，从井口到井底要一样粗。但是从积极方面考虑，科举制度并非只有几篇八股文或只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安排，它更是一个国家社会与政治的整合器。今天我也并不认为作为“科举近亲”的高考能考出我最重要的能力——那些死记硬背获得的标准答案于人生何益？高考对我而言是一组双向考察：一是考察我忍辱负重的能力；二是考察这个国家或者社会是否仍有其他可被信赖的出路。
若不是在一个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端年代里，为了长治久安，每个王朝通常都会把“开科取士”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难怪唐太宗当年看到许多求功名者前来参加进士试时，会发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喟叹。而士人也多“以天下为己任”，希望能通过科举与皇帝“共治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豪言壮语只能是顾炎武等读书人喊出来的，而绝不会出自我躬耕田亩的父亲之口。农民有自己的封闭性，虽然他不会说“帝力于我何有哉”，但只要你不去侵犯他，他就是一个国家。
虽然人们常用“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来嘲讽读书人有出路而无出息，但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种种故事也表明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终究为底层社会留有一个上升通道。1947年，潘光旦与费孝通对近900名进士的出身进行研究，发现在明、清时有一半进士是农家子弟。而有功名在身的中下层农村士绅在士绅中所占的比例则更多，他们当之无愧是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系统的主体，对农村社会生态而言，也是一个平衡器。
孟子说过：“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大意是说，让士做官，就像农夫种地一样天经地义。由于受过专业的精神训练与经典教育，作为四民之首的“士”通常被安排在政府部门工作，另一部分而散落于江湖，所谓“用行舍藏”（意思是“被任用就出仕，不被任用就归隐”）。
想必是受了官场文化的熏陶，高二时我选读了文科，村里有位世故的干部便断定我选读文科是为了将来做县长。殊不知我这个村里的秀才，从来无心于“用行”，当然也无意于“舍藏”。胡适之当年颠倒乾坤，没有枪杆子做后盾，挺直了腰杆子，也就挺直了笔杆子。
在传统中国，活跃于乡间的士绅更像是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一个连接器：一方面，他们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其特殊身份地位对官府保持着某种影响力，以维护本乡本土的利益，其威望即源于此。然而，由于新式教育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全国数以万计举贡、生员不得不离开故土，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奶酪。各路英雄，无论是徒步的，还是坐轿的，纷纷涌入城里的新式学校，有的甚至远渡重洋。此时的中国，已经过了容闳凑不齐留美幼童的那年光景。就是在这个半开半闭的新时代，本为乡村中坚的士绅阶层，被时代的筛子筛进了城市，而乡村政权也从此渐渐沦落于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手。正如印裔汉学家杜赞奇所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土豪劣绅等“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及至民国，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些人再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
与农村知识荒芜相比，清末民初的中国，在科举废除之后，各大都会聚满了因无法就业而对前途深感失望甚至绝望的青年知识分子。自觉前途黯淡的主要有两类人：
一是被割断科举脐带的士，他们永远失去了及第的机会。在有科举的时候，无论考多少年，即使是像本地某“高考元老”一样补习八年，也怨不得别人，诅咒不得制度，人们多半只会自责脑力不济、努力不够或者运气不好，而像洪秀全一样口吐白沫、揭竿而起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主人公安迪一样，这些失意的求功名者，只要对科举心怀希望，就会觉得自己终有出狱（考取功名）的一天。今朝身死考场，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二是伴随着新兴学堂批量生产出来的学生。在旧时科举教育向新式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新式学堂的数量和入学人数都有急剧的膨胀，而社会又不足以消化那么多的人才。据官方数字统计，1905年以前，全国各地学堂学生人数不到26万人，而到1907年，达到了100万人，到1912年，则将近300万人，几乎相当于1905年的12倍。也就是说，从1905年到1912年的七年间，全国学生增长了12倍。
正是基于以上诸种原因，有学者将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视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意义甚至超过了辛亥革命。科举废除后，过去这种可供底层社会攀爬的梯子被人搬走，如萧功秦所说，“这些处于游离状态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就以异常乎寻常的速度，急剧涌入政治领域。纷纷竞奔官场，以争取权力、地位和财富资源，成为新政时期与民国的‘政治参与膨胀’的巨大力量”。
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新老知识分子一起寻找出路，急急涌入政治领域。事实上，当年许多留学生漂洋过海并不读书，而是以加入政治团体为潮流。而那时候的中国又没有百年后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公务员职位可考，待走投无路，报朝廷无门，许多人最后都拧成了一股反体制的力量。大知识分子尚有机会进入体制内，小知识分子唯自叹前路茫茫，城市不好混，就只好下到乡村。当然，下乡并非都是为了乡村建设，而是为了革命，为了夺回失去的城市。
会开枪的农具
再说当兵。此时当兵有两种：
一种是废除科举后，一些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因为读不起书而选择从军。读不起书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教育城市化”——那时候还没有“教育产业化”一说。由于新学堂多在城市，无疑增加了乡下人读书的成本。1907年的《爱国报》上有记载：“目下在学堂的学生，每百人之中，真正家道殷实的，未必有三家；勉强支撑架弄的，约有五六十家；架弄不了半途而废的，总有三四十家。”
私塾的废弃，同样意味着对乡村教育的一种摧毁。以江苏南通为例，在二十世纪初，一个普通农民的年均收为12～15元，然而为送一个孩子上初等小学，每年要花费35～50元。由此可见，一般人家根本读不起书。相较而言，原先一年只需几元的私塾读书成本则低得多，虽非理想中的“价廉物美”，却也堪承受，更得其所长。和有统一教材的现代学校教育相比，私塾则更重个性发展，老师因材施教，不用统一的教材，更没有什么统一的考试。以考试分数与标准答案决定学生优劣去留的所谓现代教育，更像是摧折贤良的竞技体育，而非陶冶心灵的人文教育。其时的塾师，想必也不会像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乡村教师，小鬼一样跟在推土机后面，为镇党委书记助威，帮着铲平农民的庄稼。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旧屋已去，新屋未成，如此动荡岁月难免给人一种“民国不如大清”的印象。由于城里新学堂学费昂贵，一般家庭很难供养子女继续求学，同时又因为军界“待遇甚优”的蛊惑，秀才从军蔚然成风。只可惜连年战争，炮灰盈丈。
另一种当兵则是被抓了壮丁的。显然这些人并不愿从军，但是在军阀眼里他们是和牛马、农具一样可以被征用的。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些“会开枪的农具”。一旦兵败如山倒，许多侥幸活下来的溃兵因为“路径依赖”索性转业做了土匪，接下来去抢别人的“农具”。在一些地方，牛马被拉完了，种子被搜光了，甚至连种地的人都被拉上山了。田园已芜都不归，农村衰败，势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