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像一只游泳的鸭子，表面上风平浪静，身体下边却是翻江倒海。”有外国学者这样评价今日的中国。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亦可作如是观。
接下来的这一节，我将简单说说村子里的几户人家，介绍一下他们这些年来的生活。虽然只有些浮光掠影的琐碎，读者总还是可以从中触摸到我所见证的这个时代的一些音影。
给铁道部门捐款
从我熟悉的大保开始吧。这些年来，每当我返回家乡，只要他在，我总会去他家坐坐，拉拉家常，听他讲述过去年月里的辛苦遭逢、成败得失。只是岁月不饶人，转眼之间大保已经五十多岁。回想他当年精壮无羁的形象，到如今换作了满头白发，真有些不适应。
大保算是村里较早出去打工的人。从1995年开始，他便背井离乡，在全国各地南征北战。比之过去，村民们的活动范围不过方圆二三十公里；自大保开始，他们也要举着一张中国地图寻找生活的方向了。
先是随着一位亲戚到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大保独自闯荡，像吉卜赛人一样漂荡在中国各大小城市。和吉卜赛人举家流浪不同的是，大保没有拉家带口，而是孤身一人，冷暖自知。
“仔细算算，这些年没赚什么钱，到处跑，赚点钱呢也都花在路上了，算是给铁道部门捐款了。不过，我真是去了很多地方，也不亏，见了些世面。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都去了。”到2001年，也就是我开始在相关文章中提到大保和他的打工生活时，六七年间他的足迹已经踏遍了东北以及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帮人打鱼。用大保的话说是“除了西藏哪儿都到过”。
大保说，那些年他干过的工种不下四十个，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门窗到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2000年以后，则主要在工地上做事，倒模、轧钢筋或者做水电工。
前些年，就在媒体比较集中讨论农民工的欠薪问题时，我曾问大保是否也被拖欠过工钱。一听到这问题，大保便立即来了精神：“有些老板是好恶啊，不给钱，不过你知道我平时蛮蛮的，哪受得了那欺负，他们不敢少了我的工钱。”和媒体上农民工的苦楚形象不同的是，大保说自己从来不找记者，也不找劳动部门，如果老板赖账，就直来直去——“拿不到钱，我会带把刀去老板的办公室，并且告诉他，如果我来了三次还不给，就杀了他。”话里话外，充满血腥气，是威胁，却又留有余地。不过，这一切真应了“横的怕不要命的”，见他如此气势汹汹，随时准备亡命天涯，再有钱撑腰的老板恐怕也会息事宁人，只好自求多福，给钱了事。
大保勇武，有关他年轻时的一则故事是，有伙偷柴的人想从村里护林人手里抢回扁担，拉扯不清，大保看得性起，一柴刀下去，但见柴刀从两手之间一掠而过，扁担被剁成两段。偷柴的那伙人见来者不善，赶紧收兵。
如今进到城里，人地生疏，大保能忍则忍，但真要遇到忍无可忍的事情，逼他那简单粗暴的作风抬头，也并非不可能。
真正熟悉大保的人知道他平时温良恭俭让，并不野蛮，更不会好端端欺负人。只不过，有的人会将气生在肚子里，直到有朝一日因内爆而发疯；有的人会将气发泄于他人或社会，严重者甚至酿成祸端。像大保这样有性格的农民，主张“冤有头，债有主”，要真上了脾气，死缠烂打，恐怕也是九牛难回。
人难免会有美化自己经验的冲动，相信大保也不例外。农民工维权绝非如此简单有效，遑论“孤军奋战，每战必成”。从逻辑上说，我也不认为这是多么好的一种方式。毕竟，暴力维权对于散兵游勇的农民工而言，更意味着种种深不可测的危险。身处现代国家，既然我们日日辛劳，养着政府，这些维持秩序的事就理应政府尽职打理。
提到政府，大保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秉性会立即得到收敛。这不仅因为年轻时大保曾经吃过公安的亏，而且在许多农民眼里，政府就是公安，公安就是政府。因为他们见到最多的，能够代表政府权力的，就是公安。或者说，在他们眼里政府已经缩减为一种强制力，而非民意（包括他们的意愿在内）执行机构。大保曾和我提起：“不怕政府让我坐老虎凳，就怕政府搞罚款。”这话说得有点极端，却也道尽了农民赚钱的艰难。农民不怕苦，只怕穷；不怕累，只怕自己可怜的收成被政府收走。
十年前的一个夏天，大保觉得打工实在赚不了什么大钱，便带了个探宝器回家。某夜，月黑风高，唤朋友二三，潜进隔壁村庄的山上挖某朝“驸马爷”的坟。不料，就在他们挖土正酣时，被赶来的该村村民痛打一顿。后来才知道，就在他们探宝挖坟时，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一位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护宝”。据说大保后来还被那人讹走了点钱财。说到底，大保还是个本分的有生活理想的农民，他不仅怕政府，也怕杀人犯。
不过，在乡里那位杀人犯倒也并不狰狞，有时还会下山和附近村民打麻将。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与同乡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位疑似老板，只劫得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亡命天涯的单程票。几年后，杀人犯被跨省追捕，捉拿归案。
大保有两个弟弟。老二前些年因为肝病三十多岁便过世了，丢下一双孤儿寡母。一年后，家中老三娶了寡嫂，并且生了个小男孩。通过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到以家族自救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在当地的影响。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除偶尔回乡掘宝失败，自己常年漂在外地。2000年前后，大保妻去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上中学，七门功课加起来才考足一百分，辍学后跟亲戚跑北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其时钱款，足供小儿子读书，但是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做潇洒哥，很快也加入到“给铁道部捐款”的队伍中去了。
虽说是在外打工赚钱，两个儿子却没有让大保省心。几年后，两兄弟发财心切，先后被骗到大连搞传销，花掉不少钱，也因此有了一段大保“千里救儿”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事情的原委是，大保的大儿子平时喜爱上网，遇到一个女网友，一来二去，两人打得火热。没多久，女网友给他推荐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表示如果他愿意到大连来投资，两人一起创业，就同意和他恋爱，如果进展顺利，你挑水来我耕田，将来还可以考虑结婚。有这么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好事情，谁能不喜出望外？没多久，大儿子经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便只身到了大连，而他也因此成了家里的化钱炉。
像所有传销故事一样，接下来就是向亲友圈钱或劝其入伙。过年的时候，急于发展下线的大儿子把弟弟叫去了。兄弟俩以在东北做铝合金生意为名，向家里先后要了三四万元，买了不到十套产品。再后来，两人又叫上了邻村的一位亲戚，说是去做生意，只要带上七千元本钱。那亲戚带了张卡，身上放了点现金，结果在路上不小心弄丢了一些钱。到大连时，发现要买产品，自觉上当受骗，便想打退堂鼓。不过，既来投奔，菜叶子泡饭都吃了，地铺都睡了，不做点贡献就想溜之大吉，谈何容易？据说为了逼他买产品，搞传销的一伙人甚至拔出了刀，说我们知道你带了七千多块钱来了，必须买两份产品。这亲戚没办法，最后只好委曲求全买了一份。三天后，仗着自己机灵，该亲戚摆脱两个跟踪的成功逃脱，几乎身无分文地逃到杭州。而大保的两个儿子，由于投入甚巨，其时已经骑虎难下，加上心存侥幸，继续留在大连做他们日进斗金的发财梦。
那逃出来的亲戚将事情经过告诉了大保，大保自知事态严重，便和妹夫一起去东北寻子。到了大连以后，才知两个儿子干大事业的地方偏僻无比，不仅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还渡了船，总算在一个孤岛上把他们找着。
要说精心搞传销的人洗脑手段真是高明。在洗脑之前，先给村里两位壮士启动洗脚程序，为远道而来的“大叔”、“大伯”接风洗尘，连洗脚水都不用他们倒，而且极尽殷勤地邀请他们加入传销队伍。两天下来，说得两人也颇有些动心。不过大保很快反应过来，一旦自己签单买了产品，接下来就要轮到他为别人洗脚了。更何况，大保也知道鸡蛋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既然两个儿子已经投进了几万元本钱下去，如果真能发财，有他们也足够了，犯不着让他再追加人力与投资。随后，他跑到派出所去咨询，得知卷入传销的人属于“违法不犯法”，心想两个孩子也没什么事，便决定回杭州继续做工。眼见两个儿子宁可为他人木盆洗脚，也不愿为自己金盆洗手，只好嘱咐他们实在发展不了下线，就回家吧。钱赔了也没有办法，不过不要再指望家里寄钱了。
由于在东北做铝合金生意的谎话被揭穿，没有机会继续邀请其他亲戚朋友加入他们伟大的赚钱事业，没过多久，无力追加“后期投资”的两兄弟便回来了。两人空手而回，一家人自是伤心不已，好在没有出事，只当是江湖险恶，买了一个大教训。为此，大保的爹逢人便说：
“两个鬼东西，在我这借几千块钱，说公啊你不用担心哦，回头还十万元给你。我当时就知道他们这生意做得有点问题。可怜的是他们的娘，辛辛苦苦在浙江做了十年衣服，屁股都坐疤了，几个月就被他们打水漂全给废掉了。”
类似的故事并非只发生在大保家。那几年间是当地受传销之害最为严重的时候。村里有几户人家误入传销陷阱，甚至连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未能幸免。而我在附近村庄的一些亲戚有的更是大家小家一起动员，说是“在云南种花”，先后扔进了十几万元。我的两个表弟，在京津一带搞传销，打电话被我听出了破绽，亲自前往救出。好在他们没有卷入太深，通常只是买了一套产品，就当是交了学费。
而大保的两个孩子，经此黄粱一梦，也算是交足了生活的学费，从此不再那么好高骛远，开始脚踏实地在外面打工。几年后，大儿子与村里一位姑娘结了婚。没过多久，大保便升级做了爷爷。
由于一家人都在外打工，虽然被两个孩子糟蹋掉了一些钱财，但这些年大保家的生活条件还是有了明显改善。2009年夏天我去找大保时，他正在给新盖的二层楼做卫生间。“铺完瓷砖，这样卫生多了。”大保和我感叹还是家里的风景好、空气好，待装好了自来水，买了些电器，这乡下除了没有城市繁华，其他也不差什么了。
有时候，我总盼着在什么地方能遇上村里这些走南闯北的游击队员。有一年我在杭州附近的天都城开会，后来才知道当时大保正在那里倒模，近在咫尺，却不曾相遇。
打工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大保和我说过，打工是个苦差事，考虑到不少人在做工时落下伤残（村里有位媳妇打工时被切断了手指），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凡可能切掉手指等身体部件的活一律不干。
然而就在前不久，他险些丧命。
事情是这样的，大保在九江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平时和工友都住在一幢没有装好栏杆的在建房里。某日傍晚他收拾楼上的木板，将它们一个个扔下楼时，谁知被其中一块木板上的钉子挂住衣服，就这样顺着板子从8米高的楼上摔了下去。村里同伴见他久久未去吃饭，至天黑时便四处寻他，直到在楼下的垃圾桶里将他找着。当时他已经昏迷，四肢摔断了三肢。幸有工友当晚将大保送到附近的医院，使他得以转危为安。
我是大概一个月后知道大保受了工伤的。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躺在医院里，他的妻子特地从浙江请假回九江来照顾他。大保说，住院的费用都是包工头出的，不过他已经咨询了律师，他现在属于九级伤残，建筑公司理应承担部分责任。为此，他决定和建筑公司打这场官司。
生活中总会有些不经意的与不期而至的残酷。无论如何，谢天谢地，大保兄弟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