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堡村毫无规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只有六七十人。不过据了解村庄历史的老人们说，村子最兴旺时也有七八十户人家，只因战乱的缘故，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衰落下去。除了战乱，日常的非正常死亡同样是这个村庄未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初生婴儿的夭折。七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夭折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多久便死于高烧，第二个则是因为母亲干重体力活引发早产而死。而这样的故事，村中并不少见。可怜这些孩子，只是轻轻推开了尘世的门扉，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哭几声便没影了。
也许是因为贫穷落后，抑或视人命若草芥的年代还未消退的缘故，村里的农民和那个时代一样，对自己生养的孩子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和尽心。一个生在乡村的孩子若要活下来，不仅要经受“野蛮生长”更要征服“野蛮生育”。就像石钟山在《天下兄弟》里写的：“农村女人皮实，不把生孩子当回事，直到肚子疼了，才往炕上一躺，急三火四地把接生婆接到家里来；这边烧上一锅热水，呼天喊地地就等着接生了。农村女人大都在家里生孩子，去医院一是没条件，二也花不起钱。因此，农村的接生婆遍地都是，有几次生养经验的，胆子大些，心细一些的，都可以干这个营生。她们不计报酬，等接生的孩子满月了，孩子的爹用毛巾包裹着十几个鸡蛋送来，就算是酬谢了。农村女人生养一点儿也不隆重，怀就怀了，生就生了。”也是这个原因，农村人通常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因为很多人并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到年底一算账还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所以，每家每户都忙着赚工分，即使是身怀六甲的妇女，在分娩之前，也要在地里干重活。而这些农村妇女还不至于健壮到像电影《香水》里的那位妈妈一样，可以把孩子生在烂鱼摊底下，拧断脐带站起来又接着卖鱼。而且，她生下的孩子还有特异功能，能用自己特制的香水征服世界。
除了上述生育悲剧外，有些孩子则是长到了几岁后夭折。一是死于偶发的疾病，二是死于意外。前者，现在看来都是小病；后者，在江南乡下到处是水沟与池塘，而孩子们也基本上是像鸡、狗一样放养。试想，一个小孩，刚学会走路没一两年，便不知深浅地走到水边，并且失足，怎可能不引发悲剧？
八十年代，村里先后有两个小男孩掉进水里淹死。其中一个死在冬天。当时全村人都在找这个孩子，最后发现他浮在水塘里，捞上来时浑身已经发青。那天晚上，孩子的母亲生了很大的一堆火，但是她再也没有等到这个孩子暖和过来。
在当地，孩子失足落水的情形并不少见，只不过有的孩子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在落水后及时被人发现并救起。若干年后，一切说来平淡，其实当时都是生死一线。
如上所述，造成婴儿死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家里生产。很多年前，我曾听到隔壁一位生头胎的妇女从早晨一直叫到晚上。叫声之惨，可谓撕心裂肺。那样的时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贫苦农民的一生是如何“自生自灭”的了。万幸，母子平安。如今这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2008年冬天，我在村子里看见了他。他刚从江浙一带打工回来，一副时髦青年的打扮，时常徘徊在邻家漂亮姑娘的门口，我想他心中一定在唱着《月光下的凤尾竹》了。
转年，当我再次回到村里，便听说他们已经结婚生子了。年轻人没有重蹈上辈人的苦楚，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村子渐渐告别了这种“野蛮生育”。哪家孕妇快生产了，家里人会包一辆车子，将她提前送到县里的医院。
斯巴达战士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里为乡下人的“愚”喊冤：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与“愚不愚”并无关系，更无关一个人的人格，以至于他要被人吐一口痰。
我常在想，部分城里人的这种傲慢其实也是源于某种无知或者不理解。假如他们对乡村生活多一些了解，对历经九磨十难的寂寞生命多一些敬畏与同情，或许他会转怒为笑。
在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格局下，那些生长在乡下的孩子总会让我想起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相传斯巴达的孩子在出生后首先要过两道关：一是由专门的长老对婴儿进行检查，只有被认为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才允许父母养育，否则他们就要被扔到山谷里的“弃婴场”。二是由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身，如果出现昏迷、抽风或者休克，便任其死去。过了这两道关，婴儿才能活下去，并在长到六七岁时被送到国家的“儿童营”过集体生活，成长为国家的战士。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并不是说我所知道的农村孩子都遭受了斯巴达式的纪律与残酷，而是要赞叹他们如何在“自生自灭”的荒废之地开出了倔强的生命之花，赞叹他们竟然超越逆境长成了顶天立地的“斯巴达战士”。
倾斜的接生盆
城乡“二元分治”对农村生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失。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但是种种区隔是显而易见的。
为更好地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回顾一下接下来的两条新闻：
一是2002年12月20日《健康报》发表的《北京农村妇幼保健扎扎实实孕产妇婴儿死亡率达发达国家水平》。报道说：“北京市农村妇幼保健工作近几年来突飞猛进，10个远郊区县孕产妇死亡率已由1992年的29.8／10万下降到2001年的8.45／10万，婴儿死亡率由1992年的14.43‰下降到2001年的5.62‰，这两项指标已达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2005年6月黎光寿发表在《南风窗》上的《黄岗婴儿高死亡率调查》：“2001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达60.53%，而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也就是说，黎平县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中国平均值的36倍左右。”
据统计，从1944年到1949年，处于战乱时期的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是203.60‰，而1960年为109.92‰，1965年为72.13‰，1970年为51.95‰，2000年为32‰。不难发现，随着国家的安定与社会的进步，婴儿死亡率已经大幅降低。据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在黄岗，有对夫妇在20年间虽然生了12个孩子，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两个。
黄岗婴儿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和民间各有说法，有些甚至有些对立，比如官方说农民不注重营养，而农民则说没钱买肉。由于交通不便，卫生条件差，而且奶粉和药品多有过期，在当地一个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病了，找来医生扎上一针，就不行了。
应该说，相较于中国广袤的版图而言，“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北京农村与惨状连连的贵州黄岗更像是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一首一尾，都不具代表性。然而，透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真实倾斜的中国同样清晰可见。200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一文，谈到：“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节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另一则来自卫生部的官方资料同样印证了这种不公平性：直到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婴儿的死亡率仍是城市的2.42倍。
事实上，这种身份决定财富的格局不打破，即便到了北京，有些农村籍的孕妇也难免不发生意外。2007年，农妇李丽云之死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她的丈夫如何愚昧、拒绝签字，背后的更多辛酸是贫穷让这位孕妇一次次地错过了孕检机会。
屈原有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看到发生在黄岗村的故事，回想我所在的村庄的过往，甚至包括我在前文提到的种种“计划不生育”，你的确该“哀民‘生’之多艰”了。
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
几十年来，政府虽然一直宣传“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事实上这里的“计划生育”指的是“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谁能说给妇女结扎是为了“生育”而不是“绝育”？生育不用政府计划，性爱与受孕老天自有安排，政府计划并强制执行的不过是绝育与避孕。
而在早些年的宣传画上，几乎都是些没有逻辑推理的口号。比如在我出生后的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幅“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的招贴画，实行计划生育有以下几个好处——有利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利于民族的繁荣。
在“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政策极度苛严的时候，未生男孩的家庭通常都会想方设法再生一个男孩，哪怕举家外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堡村生下超生儿的家庭通常都得交纳四五百元的罚款，或者被计生干部牵走一头猪。也就是说，那时候一个超生孩子的价格差不多正好相当于一头猪的价格。我有一个超生的表弟，他的小名就叫“四百块”，那是他当时的出生价，来到这个国家的路桥费。
网上流传的一些标语口号见证了那个时期的野蛮，如“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尽管这些嗜血的标语口号我在小堡村未曾见到过，但在我的印象中，为了避免农民私自下环，做到彻底绝育，当地许多妇女都是被抓上了卡车，一批批地运到镇上去做了结扎手术。如果妇女抓不到或者中途逃走，干部们便会去抓她们的丈夫来结扎。无论这个政策有多高尚，无论被执行者是男是女，当他（她）们被抓上手术台接受自己并不想做的绝育手术时，其人格尊严与生命权利受到冒犯是显而易见的。
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时透露，“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随后，计生委官员对此“调整说”予以否定。应该说，争论的出现已经是政策松动的开始。而现在乡村的“计划不生育”在有些地方执行得远不如过去苛严，没有完全进入张五常感慨的“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一方面，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务工，以及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许多人并不愿意多生孩子；另一方面，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与社会老龄化问题上升等，也使国家在“计划不生育”政策上做了一些隐性的调整。
与此同时，另一个声音也渐渐浮出水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山西翼城县作为两胎制生育特区保留下来。三十多年来在这个地方的反向实验表明，两胎制并没有比一胎制增加更多的人口，而且避免了一胎制所带来的种种副作用乃至于无数人道悲剧。
十几年前，也就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小堡有一位青年因为未婚先育，闹得鸡飞狗跳，险些被村干部砸毁房屋。2008年的夏天，我在村子里遇到他刚刚返乡的妻子。这对夫妻恩恩爱爱，一直带着独生子在浙江一带打工，日子过得还算温馨红火。由于厌倦了打工生活，一年后我再遇到他妻子时，她正准备投点钱到镇上开家小店。我不知道那个“该扎不扎，房倒屋塌”的时代是否已渐渐消失在她的记忆里了。曾经不容置疑的“计划不生育”政策因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正接近尾声，只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句号将会画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