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电脑前，感谢班德瑞，让我有机会借着《童年的回忆》（ChildhoodMemory）的空灵乐声走进天堂。或像此时此刻，可以敲着键盘追忆自己远在乡村的逝水流年。
不知是何缘故，小堡村里的孩子们大多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杏花春雨江南”的秀丽。那些写得最好的，虽然无意赚个书法家的头衔，但在中国权威书法杂志上经常发表些作品，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每逢过年，孩子们都会忙着写春联。起初大家都是依葫芦画瓢，写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式的传世客套话。
这些标准化的表达为中国乡村虚构了一种和谐盛世的气象。在我按约定俗成完成的所有纸上祝福里，最得心应手的莫过于写些诸如“开门大吉”、“万象更新”、“添丁入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小春联，并分别将它们贴在正门、灶台、谷仓、风车以及猪栏、牛栏和鸡肆上。透过这些红艳艳的小春联，你会发现乡村文化里偶尔也有难得一见的精致，就像在一件破棉袄上突然找到一个崭新的标签。直到最近十几年，在商品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孩子们当年DIY的、能体现乡野灵性的手工春联渐渐被印刷品取代，而那些包罗乡村万象的小春联也早已随风而逝。
多数时候祝福仍不过是一种合法的撒谎。拿“六畜兴旺”来说，稍了解点当地家畜史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是怎样有名无实。“六畜”本包括牛、马、羊、猪、鸡、狗，然而事实上长久以来当地并没有马和羊，所以充其量只是“四畜兴旺”。这些年我回小堡村，发现牛、鸡和猪也都“笑渐不闻声渐消”，徒剩“一畜兴旺”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家畜帝国，如今空空荡荡，终日只见几条看家狗在村头村尾游弋，早先活跃于“六畜”体制之外的鸭和鹅也不见了踪影。
事情还不算完全糟糕。夏日炎炎，走在寂静的村子里，偶尔还是会听到几声懒洋洋的猫叫。循声而去，我发现有位农妇家里竟然养了十几只小猫。细问才知是因为无人认养，几窝猫仔都留女主人手里了。虽然猫从未获得“六畜”的名分，但是这并不妨碍阿猫、阿狗凑成一对，成为当今乡下小巧而威武的绝代双骄。
阿猫、阿狗仍活跃于乡下，自然是得益于它们的社会分工。众所周知，在乡下猫和狗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它们具体负责看家护院、抓捕老鼠等现场感较强的工作，而非像猪一样可以异地规模圈养，在大长其肉后任人宰割。不过尽管如此，以我的观察，猫大概也快要退出农家舞台了。自从农民住进了由钢筋水泥浇筑的楼房，能够体现猫的存在价值的老鼠早已另谋生路，逃之夭夭。
最具影响力的家畜
谈到“六畜”，有必要悼念一下猪了。猪对人类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肉体上被人吃掉，二是在精神上免费代言人类的缺陷——又笨又懒又好色。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蹄无寸铁的猪甚至升级为山寨版拿破仑或斯大林，成为分析人类“鬼打墙”式革命的一个道具。
早在几十年前，家猪曾经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畜”。这方面，当年有不少口号可作为见证，如“六畜兴旺猪为首，五谷丰登粮领先”、“扫盲不离书，增产不离猪”、“若要穷，提鸟笼；若要富，去养猪”、“作田不养猪，十有九年输”、“种田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读书”等等。以至于时至今日，像“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样以猪为本的致富经，在一些村落墙壁上依然清晰可见。
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家畜界同样面临一场解放运动。在九江市的一个破落旧书市场里，我找到一份1960年创刊的《养猪生产》杂志，该杂志的发刊词便是借用了为猪鸣不平的《人民日报》社论：“自古以来，猪位于六畜之末，叫做‘马、牛、羊、鸡、犬、豕（猪）’，这种排法实在很不公平。按照六畜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来说，应该是‘猪、牛、马、羊、鸡、犬’，也就是说把猪提升到六畜之首，才有天公地道。”
据这篇题为“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说，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国农村在今年（1960年）冬天要开展一个养猪高潮以来，各地养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我国人民应该树立雄心大志，要进一步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每两人一头猪，而后再争取一人一头猪甚至更多一点。”至于养猪的目的，则主要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因为养猪业发展起来，“生产更多的商品猪出口，就可以更多地换回化学肥料、钢材和拖拉机来，直接支援农业的现代化”。
在那个时代即使不是为了出口，养猪也意义重大。如毛泽东所说：“一口猪就是一座小型的化肥厂。”据说“猪为六畜之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此后广为普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多产作家郭沫若曾经为此写了一首诗，为猪在十二生肖之末翻案，认为猪不仅要做“六畜之首”，更要做“十二生肖之首”：
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专工虽小劣，博涉实为优。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不问鬃毛膏血，不问肺腑皮油。不问脑舌肠胃，不问胎盘眼球。杂草为粮产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以猪为纲，保钢保粮。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发展工农业，多多靠在猪身上。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凭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牵牛也牵猪。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此诗出自郭沫若为《养猪印谱》作的序。如今你很难想象“篆刻”与“养猪”有何联系，然而几十年前，既然养猪被纳入“政治养殖”，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挂钩自是顺理成章之事。编者魏绍昌在书中这样谈到了这本书的出版：“这是我和三位篆刻家（方去疾、吴朴堂和单孝天）聚在一起，看到报上一则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我们四人深深地为这件喜事激动了，大家高兴极了，想到应该为这两千万头母猪送一份贺礼去。送什么礼好呢？商量的结果，决定为猪刻一部印谱送去，猪对人民的贡献这么大，完全有权利接受我们这样一份‘雅礼’。”这份“雅礼”难免让人想起肯德基的广告——一只拔了毛的肉鸡欢天喜地地向顾客夸耀自己的肉有营养。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查找这本《养猪印谱》，只在网上零星见过部分页面的翻印，印文都是些与猪有关的时兴话：如“梅花猪”、“猪胎盘”、“一吨猪肉可换五吨钢”，等等。据编后记记载，该书主要分为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和宝藏篇。最有趣的是当年各大报刊的那些一本正经的社论，如“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而奋斗”，落款是“《广西日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社论”；“大搞社队集体养猪”，落款是“《新湖南报》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社论”；“让每头母猪多子多孙”，落款是“《北京日报》一九六零年一月十日社论”。
这些口号现在看来已相当另类，可归类于“恶搞”。不过，它们也因其紧扣时代的脉搏而极具文物价值——至少它们生动展示了在那个“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的年代里，猪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着怎样崇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不难发现，“大养其猪”的“经济运动”与明武宗朱厚照当年禁止民间养猪构成了政治主导经济的两极。当然，从人类中心论出发，猪有再高的地位也只是唐僧在妖精眼里的地位，委实不值得歌颂。离乡多年，我至今未忘的情景是，每到过年时，一头头家猪被按在大厚凳子上放血，在杀猪槽里剐毛，没多会儿，刚才还嗷嗷叫的肉猪便被分成了两大块半扇的猪肉挂在屋外冷冰冰的梯子上。
荒诞年代的故事从来不以喜剧收场，影片《地下》的温馨结尾只是库斯图里察的想象。在我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当年为猪治印的三位篆刻家里最不幸的是吴朴堂。这位曾经先后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治过印的著名金石家，在“文革”之初便因不堪凌辱而弃世自杀，时年仅44岁。
中国人说，屋顶下有猪才成其为“家”。对于这些发生在“以猪为纲”、“大养其猪”年代的故事，小堡村里的年轻人自然并不知情，老人们对当年“一人一头猪”的盛况同样渐渐模糊了印象，更别说从他们嘴里听到养猪和政治有何关系。只是透过零星读到的一些诗文篆刻，我才浮光掠影地知道自己年少之时的生活是何等意味深长、意义重大。谁曾想，当年目不识丁的我和伙伴们在村口弯腰拾粪，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养殖。
直到八十年代，养猪仍是当地农民主要的副业。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受到他的长辈的奚落，忙一年都不如他家的一头母猪。从赚钱方面说那时候的确如此。遥想民国时期，文人靠稿费能够在北京买个四合院，而今天在《收获》杂志上发个十万字的中长篇小说，稿费不过两万元。1949年后稿费标准之所以一直走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稿酬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王小波笔下特立独行的猪，显然是需要改造的。但究竟是惩罚更有效，还是奖励更有效，就见仁见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