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有旧时代的自由。早在古罗马时代，为了摆脱贵族的控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要到城外去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面对这场“古罗马式罢工”，准确说是“罢国”，贵族与元老院不得不做出让步，满脸堆笑追上平民议和，平民随机提出要求，有权否决元老院决议的保民官制度即是由此而生。
幸福，首先源于可以选择。一个人有可选择的权利，也就有了谈判的权利。只有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择，人类生活与人类利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达到最优。无论是“出埃及记”、“出罗马记”，还是我即将展开论述的“出乡村记”，背后的逻辑都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随心所往、自由迁徙的权利。
尽管迄今为止，自由迁徙的权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得而复失，尚未重新成为一项宪法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将要描述的“出乡村记”里的自由内涵势必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中国人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农民该不该拥有土地？”支持者多半认为那些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国家理应归还地权。而反对者里也有不少替农民与政府“着想”，比如“有些农民孩子要读书，但手头没有钱，他要卖地；有些农民赌博赌输了，他要卖地，甚至卖宅基地、卖房子；把土地卖掉的农民就会成为失地农民，如果失地农民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动乱之日就在眼前了，这是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李昌平同样担心农民会卖掉土地换酒喝。
大凡神志清醒者，都知道这种担心只是酒话——凭什么断定农民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与财富？天底下，因为赌博而卖掉自己的土地者又有几人？
上述争论并非本节讨论之重点。考虑到五十年前农民土地的得而复失，五十年来城乡分治限制了中国农民的迁徙自由，并上溯到千百年来各色帝王及其走卒对农民与流民的严苛控制，在此我更想说的是，在农民与土地之间中国似乎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需要解答，即“土地该不该拥有农民”？
普天之下，莫非民土
我曾对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今日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国土”，“莫非王土”与“莫非国土”实乃土地所有制上的两个极端，前者土地属于一人，后者则属于所有人，但终究都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不是属于具体的个人。当农民失去土地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的是双重剥夺：一方面，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继而实际上为国家或者政府所有；另一方面，因为严厉的户籍政策，他们不得不困守故土，真的变成“土地拥有农民”了。此时，农民已经成为帝国土地上的附属之物，即我说的“帝国稻草人”与“帝国不动产”。
不能离开的天堂是地狱。没有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历代帝王的“地盘政治”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对于王来说，同样暗藏无限危机与凶险。既然皇帝乐意如此“家天下”，乐意把有限政府变成“无限政府”，自然要担负“无限责任”。也正是这个原因，每逢改朝换代、王权破产清算之时，昔日莺歌燕舞的宫廷立即变成人间地狱，上吊的上吊，跳井的跳井，一夜之间所有政治权谋都开始让位于自由落体等力学定律。同样，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政府过度集权也会面临这种危情。关于这种危险以及有限政府的好处，清末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察觉。1906年8月，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归来时曾递交《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折中提到实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利。其中第一大利便是“皇位永固”：
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既偶有行政矢宜，或议会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
至于那些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人们，不仅要随时承受来自权力的种种侵害与剥夺，同样因为不许自由迁徙而丧失最后赖以自救的权利，其危险好比当一只船即将沉没之时，船上所有的旅客竟被禁止弃船逃生。
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里感慨人变成农民后就像变成了一株植物：“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其实，人对土地的感情是一回事，自由又是一回事，而且没有谁天生是权利上的“植物人”——如果社会足够开放，如果农民的地权能被承认与保护，如果农民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土地甚至弃地而走（如旅客在紧要时“弃船求生”），他们就会恢复“人挪活”的本性。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境遇就不再是“土地拥有农民”而是“农民拥有土地”了——正如是公民拥有国家，而非国家拥有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