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见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近百年前，一位农民向社会学家费孝通这样感慨。
同样在赛珍珠的小说《大地》里，农民王龙和阿兰将土地视若生命。由于农产所得的银元没有其他安全的投资渠道，又怕遭人抢窃，王龙认为只有把钱变成地最值得、最安全。任何财产都会遭到抢劫，只有田产与大地同在，不管有哪方强盗来犯，都夺不走土地。王龙一家人逃荒归来后房子遭破坏，用具被偷光，只有荒芜的土地安然独存。他趁农时播下良种，当年就得到很好的收成。所谓“GoodEarth”，就像女人的子宫一样，可以播种孕育。
自古以来，农民相信传给儿子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地，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是地却取之不尽。农民占有土地的动机也与这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农民想不到的是，这强盗抢不走、窃贼偷不走的土地，在特定的年代却可以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
奈伯斯的葡萄园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早在百年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半个世纪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Macgowan）有这样一段感叹：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相较“波茨坦磨坊主”与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而言，这里的奈伯斯算是上了《圣经》的“钉子户”了。
据《旧约·列王纪上》记载，耶斯列城住着一位叫奈伯斯的平民，他的葡萄园靠近以色列国王亚哈的宫殿。有一天，这位国王对奈伯斯说：“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吧，因为它靠近我的宫殿。我可以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如果你要银子，我可以折价补给你。”尽管国王彬彬有礼，开出的条件也不薄，不过奈伯斯却以“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一口回绝了他。扫兴的亚哈只得回到宫里，茶饭不思。一位久经沙场、杀人如麻的铁血国王竟然败倒在一位平民的葡萄园外，怎不令人懊恼？
就在国王亚哈一筹莫展时，王后耶洗别为她的夫君宽心：现在以色列全国都归你治理，你只管起来心情畅快地去吃饭，我一定能让你得到他的葡萄园。随后，王后就以亚哈的名义给耶斯列城里的长老贵胄写了封信，要求他们构陷奈伯斯并置他于死地。这些没骨头的长老贵胄果然依计而行，最后以谤渎神和王的罪名将奈伯斯拖到城外一个水池边用石头打死，流在地上的血被一些闻腥赶来的野狗舔净。就这样，在王后的帮助下国王得到了奈伯斯的葡萄园。
既然是圣经故事，接下来该上帝出场了。由于国王夫妇杀了人又得了平民的产业，上帝将不幸的预言带给了亚哈和耶洗别——“狗在何处舔奈伯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这一切最终无不应验。
几年后再次与亚兰人征战时，亚哈受重伤大败而逃，最后死在战车上。部下将他埋葬后把战车拉到当年打死奈伯斯的水池边，准备洗尽车上的污血，这时一群野狗赶来争舔车上血污。亚哈死后，其子亚哈谢继承王位，然而一些年后亚哈谢手下的一名将军起来造反，夺了王位，将亚哈谢杀死，并赶到耶斯列城把当年设计杀害奈伯斯的王后从窗子扔下被马踏而死，结果她的尸体被野狗吞吃……
伴随着物权意识的觉醒，今日中国人更愿意从物权而非报应或者神力的角度来理解这段故事。然而，即使是这样荒蛮的岁月，我们还是看到了以色列国王当年的闷闷不乐。亚哈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邪恶的王之一，就在此前曾率兵与亚兰人恶战一场，杀死了十几万亚兰士兵，大胜回朝。不过，在内政上亚哈显然还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做一位理直气壮的“抄家型选手”，其治下的臣民也没有像陈丹青所说的那样做成了“望不到边的奴才”——至少像奈伯斯这样的平民知道向国王说不。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能够对权力与资本单方面或联袂入侵稍作抵挡者，与宗族文化相关的祖坟算是一个。小堡村村民之所以保护住了村边的几棵古树，便是仰仗了树荫底下的一片祖坟。当然这只是一种盲目乐观。回顾中国历史，在权力压倒一切的时候，这些“死人之家”（祖坟）和活人之家（屋舍）一样，虽然能抵挡岁月流逝、风雨相袭，但只要“国王的卫兵”一到场，便立即土崩瓦解、溃不成军。
麦高温继续谈到当年中国民众对政府是何等畏惧：有位祖上颇为风光的中国学者，为抗议工程队在他家祖坟边装电线杆子，于是跳进刚挖的坑里，表示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坟与家族的荣耀。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位中国官员过来只说了几句话便一切over了。他走到坑边，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对坑中人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
短而有力的话让这位中国学者如梦方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鞠一躬，为后者三言两语救了自己的命而感激不已。随后，满身尘土的他默默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此时讨论这位中国学者如何不顾国家建设或过于自私，显然是无的放矢，没有抓到重点。
相较这位不知名中国学者面对王权时的哑口无言，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国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到政治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中来，并且不时发出关乎历史与现实的追问：获得土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几十年前的土改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集体化却变戏法似的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私有权，然而为什么没有遭到农民大规模的强烈反抗？为什么农民没有权利离开脚下的土地？而这一切，在当时又是怎样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