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英国赴肯尼亚的使节爱德华-克雷爵士(Sir EdWard Clay)抱怨肯 尼亚的腐败猖獗。他认为肯尼亚那些贪污的部长们像“狼耀一样贪食”，并玷污 了外国捐助者的鞋。2005年2月，克雷道歉了(由于他之前引起肯尼亚政坛哗 然的评论被迫公开道歉)——他说他为自己“温和的言辞”、对肯尼亚贪污程度的低估和没能尽早将事实说出而感到抱歉。
如果世界有一幅关于非洲政治家的画像,那一定是一个以惊人规模聚敛财富的巨贪。在非洲,几乎看不到哪个领导人不去占有黄金和大片土地以自肥,不 将国有企业交给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不转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到外国银行。他 们通常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大型自动提款机。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matiOnaI)的报告,蒙博托从扎伊尔(Zaire)②抢掠了约50亿美元的资金;而尼 日利亚前总统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从尼日利亚偷窃了几乎同样多的资 产,并存入瑞士的私人银行(之后约有7亿美元的赃款归还给尼日利亚)。当然,这不只是一个人的贪污行为。在非洲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处于不同职位的很 多人多年来都在贪污。贪污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非洲,贪污行为几乎不会终结。但是,非洲贪污的关键不在于贪污本身，而在于援助成为助长贪污行为的一个因素。不能说贪污行为没有别的成因。在 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油,更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诅咒而非祝福。援助很 容易就被贪污掉,简直是为强化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提供的无限机会。
外援和自然资源二者间的关键差异在于,援助是一种主动的、深思熟虑的、 为谋求发展而制定的政策。国家在类似于是否终结它们的石油资源这类问题上没有太多选择,尽管它们可以选择如何处理这些财富。随着一些组织例如“采 掘业透明度行动n (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Em)④在石油、天 然气以及矿业领域施加更大的透明度压力，这些部门中无耻的抢劫与贪污行为 不可能再长久存在。但援助者们还继续坐在西方舒适的空调房中，描绘着那些他们装模作样要去帮助的国家的悲剧命运。
一、 援助的恶性循环
随着援助,腐败日益猖獗。非洲国家沦入援助的恶性循环。外援支撑起了腐败的政府——为它们提供自由使用的现金。腐败的政府妨害了法律法规的执 行,阻碍了透明的市民机构的建立,不利于保护公民自由，使其本国及外国投资 者都对这样贫穷的国家缺乏兴趣。严重的不透明、愈来愈少的投资减缓了经济增长,这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并增加了贫困的程度。贫困的加剧,又导致援助者们 给予更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则继续让贫困蔓延。
这就是援助的恶性循环。这个令非洲国家窒息的循环让它们绝望地寻求投 资,并渗透为一种依赖性的文化,促进了猖獗的、有体系的贪污,这些都对增长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这个恶性循环事实上使落后永存,让那些依赖援助的国家永 远处于经济失败的状态。
二、 腐败与增长
从根本上说,非洲的目标是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但这个目标不可能发生在腐败普遍存在的环境，因为腐败阻碍了实现增长的任何一条 途径。
在高度腐败和不确定的背景下，几乎没有什么企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敢于冒险投资到那些腐败官方声称可以控制自身发展的国家。于是,投 资就停止了，而失去投资意味着消灭了经济增长。
发展机构让我们相信援助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持久、可靠和强有力的行政体系。确实,世界银行建议富国通过提供更多的援助实实在在地帮助非洲国 家打击腐败。有了援助,穷国政府才能负担起道德培训,增加它们的公共部门雇 员（警察、法官、医务人员、税务员）的薪水以消除其腐败需求。此外，高薪还能吸引有能力、高素质的雇员进入行政体系。
不幸的是,缺少监管的资金（巨额非法收入的可能性）极具腐蚀性,非洲人 也没有合理配置这些资金的能力。在一个依赖援助的环境里,本可以建立繁荣经济基础的那些有才能、受过良好教育、有原则的人,逐渐会变得不讲原则、不再 高效工作,最终侵蚀这个国家的成长希望。而那些仍然坚持原则的人就会被排 斥——要么跑到私企里,要么就去国外，留下的职位被那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极有可能贪污的人填补。
难以摆脱的腐败还盯上了公共工程合同。在腐败猖獗的环境中，这些合同本应给在最佳时间给出最好条件的人,但却给了那些根本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往 自己口袋里塞钱的人。接下来发生的是:低劣基础设施项目产生,行政系统被削 弱,并损害了发展。
同样，由腐败官员制定的政府拨款也更有可能选择那些有更多机会去敲诈索贿、转移资金的项目，而非发展公共福利事业的基础项目。项目越大,腐败的 机会越多。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项目反而很难获得通过腐败赚钱的机会——从大 型基础设施项目中侵吞资金要比从课本或教师薪水中侵吞资金容易得多。
那么,腐败对发展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呢？
1995年以来，透明国际每年都会公布《清廉指数报告》(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l),通过对商人和政治分析家的意见进行调查来反映情况。 清廉指数涵盖100多个国家,设定从0到10的指数,越腐败的国家分数越低。
通过清廉指数格拉夫?拉波斯道夫(GrafLambSdorff)发现，国家廉洁分数 每1分的提高都与国内生产总值实现4%的增长有关。这意味着坦桑尼亚的廉 洁分数(据2007年透明国际的指数,坦桑尼亚的廉洁分数只有3. 2分)要想改 善到与英国一样的水平(8.4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必须实现超过20%的增 长,其年人均净收入的增长要占国内生产总值3%的水平。
乔尔?库茨曼(JOel KUrtZman)发现,如果一国人均收入低于986美兀,夕卜国 宜接投资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每下降1% ,都会导致这个国家不透明指数(OPaCityindex)每1分的增加(不透明指数指一国缺乏透明、准确和简单可识别的操作以管理企业、投资和政府的程度)。①此外,不透明指数每增加1分,也 与一国平均借贷率0. 5%的增长、通货膨胀率0. 5%的增长有联系。
三、援助与腐败
慈善机构对指定用于关键性社会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援助被直接或间接地用 于无收益的地方或被腐败所消耗表示出公开的忧虑。②在2004年5月美国参 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United State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IatiOnS)的听 证会上,专家们就世界银行参与(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腐败的问题展开辩论。
有大约IOoo亿美元本来用于发展的借贷资金被用于腐败。①当腐败与包括多 边发展银行在内的借贷发生关系时,腐败的金额可能达到2 000亿美元。另一 种估计是，自从1946年以来世界银行借出约5 250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其中 至少有25% （约为1 300亿美元）的资金被滥用。巨额援助不仅助长腐败,而且 滋生腐败。
援助助长了寻租行为——政府当局把资金用于贸易或制造财富以外的手段。在最基层的单位,基层政府官员将用于公共福利的资金挪为己用。很显然， 必须先有租金才能产生寻租。而国外援助（租金）是可转移的——它可以轻易 被偷窃、挪为他用或被榨取一一它便利了腐败。如果援助的限制性条件有一点点效果,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况了。但正如之前所述,限制性条件几乎不起任何 作用。
在《腐败的政府只能得到更少的援助么？》（DO COrrUPt GOVemment ReCeiVe LeSS FOreign Aid?） —文中，艾丽西纳（AIeSina）和韦德（Weder）认为，援助倾向于 助长腐败。斯文森（SVenSSOn）揭示了援助是如何通过减少公共开支而助长腐败 的。他认为,公共开支通过增加政府税收实现,而援助则削弱了对公共产品的支出（公共产品是那些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但没人愿意买单的事物，如路灯）。 类似地，国外援助项目往往缺少可解释性、缺少核査和平衡,从而沦为税收的替 代方案。而公布的“税收”收据随后就转移到非生产性和易浪费的目的上,而不是用于它们书面上准备使用的公共开支领域（如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如 在20世纪90年代的乌干达,援助就是腐败的能量,其腐败泛滥到每1美元政府 用于教育的开支中仅20美分可以真正落到实处,到达地方性小学。
四、援助到达腐败国家
对于援助双方而言,如果援助容易被无耻地操纵这一点是如此明显,那为何援助者还要继续捐助呢？
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伊尔文?布鲁门塔尔（IrWin BIUmenthal）到 当时的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任职,他见证了当时所发生的事 情。不满一年,布鲁门塔尔就辞职。他在回忆录中称“扎伊尔腐败的体系展示了其所有邪恶的样子”，并警告说“扎伊尔的债主们是很难把它们借的钱拿回去 了（反复说'No，）”。布鲁门塔尔的回忆录出版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给了扎伊尔一笔它为非洲提供过的最大额贷款。在之后十年里，总统蒙博托统治 下的盗贼国家又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得到了一笔附加的7亿美元的贷款。
最近在2002年一个涉及赞比亚前总统齐卢巴（ChiIUba）（1991—2002年当 政）的议会演讲中，现总统利维?姆瓦纳瓦萨（LeVy MWanaWaSa）①声称,其前任挪用和盗窃了高达8 000万美元的资金。然而,在那个腐败横行的时期,赞比亚 获得了来自世界银行高达1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是为了支持重债穷 国（HeaViIy Indebted POOreStCountry, HlPC）的减债项目而拨款的。该项目所要 求的受惠者本应是廉洁的政府。
更广泛地,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nlOnd）发现,发展机构还继续对最腐败、最不负责任的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包括一些有名的专制的、腐败的政府。他列 出的名单包括喀麦隆、安哥拉、厄立特里亚、几内亚和毛里塔尼亚,其中每个国家得 到的援助与非洲20美元的人均收入标准持平甚至超过。而且,援助还没结束。
五、为何援助腐败国家？
我们既然清楚国外援助及其鼓励和维持腐败的情况,那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府还坚持对这些穷国进行援助呢？除了之前讨论过的关于援助的动机——经 济、政治和道德,另外还有两个现实原因能解释国外继续援助的动机。
首先,不过是一种借贷的压力。世界银行雇用了 IOooO个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雇用了 2 500多人,加上联合国其他机构的5 000人,再加上注册的非政 府组织、私人慈善团体和一大批政府援助机构至少雇用了 25 000人:加起来差 不多有5万②员工,和斯威士兰的人口数量差不多。③有时他们发放贷款,有时他们分发补贴,他们在一周7天一年52周里,年复一年地从事援助事业（援助就 是一种优惠贷款——拿少一点的利率,把钱发放出去,有效利用闲钱）。
他们以发放援助为生,就像那些非洲官员通过获取援助为生一样。对于大 多数发展组织而言,衡量借贷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援助方借贷的规模总量,而与这些资金是否完全用于其最初的目的无关。因而,发展组织的动机使其为那 些即使最腐败的国家也不断提供援助。援助方很关注“财年”：“他们担心在财年中他们的机构没有发放出原先预定的资金。”(拉维?次布尔①语)任何援助资金数额的减少,都有可能导致其后续援助项目的资金被削减。而后果当然是令 他们自己的组织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上。
对于许多援助机构而言,借钱给信誉不怎么好的政府也是受到以下观念的引导:他们认为如果不这么做,这些国家将会贫困，健康和教育的预算都得不到 保证，国家也会衰落。而现实是,真正的穷人不会受益,而且,在这样一种援助体 制下,非洲国家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衰落。
援助方还担心,如果他们不继续注入资金，穷国将没有能力偿还之前的欠款,而这将影响到援助方自身的融资。这样的循环逻辑确实使援助像旋转木马 一样持续下去。
贪得无厌地将钱借出去的需求还有另一个表现，即为何贷款给穷国的附加条件和它们在纸上签订的协议一样没有意义。世界银行操作评价部(OPeratiOnEValUatiOn DePartment)在199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分批发放援助的完成情况接近100% ,而达到援助条件国家的合格率还不到50% O世界银行1997年的研究 则显示,1980—1996年,世界银行将72%的援助进行调整并分配给一些不符合 条件且一向存在问题的国家。援助方迫切需要将钱借出去,并与被援助方间保持拉锯关系。而这种援助关系又倾向于支持腐败的政府。最荒谬的就是；援助 方巨大的施援需求超过了被援助方的受援需要。
其次,很显然,援助方不能就哪国腐败、哪国不腐败的问题达成一致。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于2002年11月2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布什计划将对外援助与自由市场、民主政治挂钩》(BUSh Plan TieS FOreign Aid to Free Market and CiViC RMe)的文章。文中鼓吹华盛顿的援助计划,进而还勾勒了白宫计划的细节:要在世界贫困经济体中建立一个竞争机制，其中的“优胜者”将能 被分配到50亿美元对外援助资金的一部分。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可能具备接受援助资格的国家名单中竟然有马拉维。就在布什发表宣言的前几周,马拉维农业部长卷入了一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有关的公开争吵中。援助的粮食产品不翼而飞，马拉维很大一部分人将面临饥 荒。更糟糕的是,一名想成为两起腐败案件的主要证人、任职于国营谷物销售局的马拉维高层官员也“神秘失踪”。②然而即使这样腐败的情形,也没能让美国把马拉维从"千年挑战账户"（MinenniUm ChalIenge ACCOUnt）的符合条件国家的 名单中移除。
另一方面,坦桑尼亚从美国“千年挑战账户”的名单中被移除（表面原因是腐败问题）。但奇怪的是,2001年11月英国政府的国际开发事务大臣克莱尔?肖特（CIare Short）还称赞坦桑尼亚是一个良好治理的典范，随即还表示坦桑尼亚将从新的"领航援助计划"（PiIotaid PrOgramme）中受益。
究竟谁是对的？
因此,无论你是谁、你做了什么（或者说你什么也没做），你都能从一些地方 搞到钱。虽然马拉维政府在谷物丑闻中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重新启动了针对马拉维政府的贷款计划。
六、腐败:积极还是消极？
如果这些非洲领导人,像他们的亚洲同行们一样,将贪污来的资金再投资于国内，而不是存入国外银行,那也不至于太糟糕。
“积极腐败”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许多亚洲国家虽然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如在印度尼西亚,腐败程度甚至超过非洲国家），但却实现了令人 羡慕的经济增长。例如,尽管在透明国际2007年的清廉指数中，中国只获得了10分中的3. 5分,但它能继续吸引数额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融资数据,2006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为780亿美元）。毫无疑问，巨大的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显示了不俗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同时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分析家估计至少有100亿美元——几乎为2003年对非 援助总额的一半——从非洲流失。①这是一种让非洲公共资金流失至干涸的“消极腐败”，它不能为这个大洲的迫切需求提供一点帮助。那些被贪污的援助 资金摆在海外私人银行账户中，只是赚一些利息,这无疑是一个悲剧。而那些非 洲国家注定停滞不前,甚至退化。
发展的基础在于一个在经济上有担当且负责任的政府。然而,很清楚的是, 援助机构提供的资金（不经意地？）资助了腐败政府。援助不仅仅造成腐败这样一个问题。任何新援助都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有害影响。
七、援助与公民社会
非洲需要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拥有合法的经济利益；中产阶级彼此信任（如果丧失信任,就会诉诸法庭）;中产阶级遵守并维护法律;在透明的合法框架 下平稳运行的国家符合中产阶级的利益。尤其重要的是，中产阶级需要一个能 使他们发展的政府。
并不能说非洲没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非洲是存在的。但在接受援助的环境中,非洲政府对培育企业家和发展自己的中产阶级兴趣较少。政府对获 取自身的财政利益更有兴趣。在经济上无法发出强大声音的非洲中产阶级没有 能力推动政府去有所作为。通过资金就能轻易影响到的那些政府仍是全能的和负责的,但这仅是（或仅是在名义上）对援助它们的对象。就其增长而言，中产 阶级从未成为关键性的多数,而历史已证明这对一国的经济和政治成功是很必 要的。
在大多数运行良好的健康的经济体中，中产阶级纳税,而政府以其负责任的态度作为回报。外援则使这种关系“短路”。政府对其公民的财政依赖减少,它 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对民众负责的。
一个运作良好的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确保政府通过基础性的公务员改革而非简单进行选举以对其行为负责方面， 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然而,外援通过增加政府负担、削弱个人 自由而使公民社会长期处于虚弱的状态。
依靠援助驱动的经济还会导致国家的泛政治化——以至于中产阶级（虽然 很小）的兴旺与否完全取决于它的政治忠诚度。正如鲍尔（BaUer）所说的那样， 到这时,援助已经“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建设性经济活动转移到政治生活上了”。这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建构而言是致命的削弱。
八、援助与社会资本:信任问题
社会资本将商业、经济和政治生活等在无形中黏合起来。它在任何国家的发展中都处于核心位置。社会资本最基本的层面可以归结为信任问题。
如前所述,在发展行业的从业者中日益增加的一种关于“软性”因素的共 识——诸如治理、法制、制度质量——在获得经济成就、将经济导向一条强有力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但如果缺少了信任，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虽然信任很难界定和衡量,但当信任不存在的时候,发展所依赖的结构将会崩溃 或根本无法建立起来。
外援不能加强社会资本——反而削弱了社会资本。在严重依赖援助的政权 里,通过阻止负责任机制的形成、鼓励寻租行为、吮吸劳动力市场中的稀缺人才、减缓对无效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压力,援助使社会资本薄弱、国家自身贫困。在援 助的世界里,你不需要相信你的邻居,也不需要被你的邻居信任。因此,援助侵 蚀了在任何功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必要的信任。
九、援助与内战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Im Intem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看法,“非洲是世界上冲突最为严重的地区,这一地区也是世界上唯 一一个武装冲突还在继续增加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仅在非洲就有17场重 要的武装冲突,而世界其他地区（总计）只有10场冲突。非洲还是世界上接受最大外援数额的地区,获得的人均官方发展援助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今天,有三个关于冲突的基本事实：它们多产生于对资源控制的竞争；发生冲突的国家绝大部分是贫穷的经济体;这些国家的内部冲突还在不断增加。
这就是为何外援会激起冲突。攫取政权、获得无限制援助资金的可能性是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格罗斯曼（GroSSman）认为,发动叛乱的潜在目的是获得 一国的经济利益,而援助也会成为叛乱者的目标。在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ReVOIUtiOnary UnitedFront）的领导人虽然被允诺取得国家副总统的职位,但他 拒绝与政府和谈。直到政府允许他担任能控制钻石矿产利益的部门主席之后，和谈才有了进展。因此,援助不仅削弱了经济增长,使一国贫困，它还是导致社 会动荡,甚至爆发内战的潜在原因。
冲突和战争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例如控制自然资源,如以石油为目的的冲突或部落冲突（当然有其经济上不平等的根源）——在一个经济困难、资源缺 乏的环境里,援助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会增加利益“蛋糕”的总量,而不同派 系会为此而争斗。如马恩（Maren）认为,索马里内战就是为了争夺对大规模粮 食援助的控制权。
此外,援助会以间接方式增加在那些收入较低和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据科里尔的看法,这些低收入或增长缓慢的国家本身就是内战 的预兆）。①在过去50年里,零散分布在非洲的约4 000万人死于内战;这相当 于南非的总人口，接近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两倍。
除了政治环境的泛政治化外,援助还培育出了一种军事文化。内战成为一种很自然的军事冒险。无论是谁,只要能获得军队的拥护,他就能控制权力。因 此,每个当权者因为担心别人的挑战而牢牢地攥紧手中的权力,并与其他利益集 团和派系展开竞争。这就导致他把从资源中获得的好处首先分给支持他的军队,以便在他陷入困境时仍有转圜的余地和希望。
十、援助对经济的限制
无论怎样稳固的经济体,只要有大量资金的涌入,都会产生一些问题。随着 大量援助资金持续地残酷涌入,这些问题都会被放大。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基础落后、管理很差、经济发展状况不佳、易受外部影响的经济体中,这些问题将变得 更严重,毕竟那里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几乎没有什么控制。随着援助的到 来,脆弱的经济体将面临四个主要挑战：国内储蓄及促进更大规模消费的投资减少;通货膨胀;出口减少;难以吸收大额现金流入。
（一） 援助减少了储蓄和投资
随着外援进入，国内储蓄减少,那是因为投资减少。这不是给人一种印象： 援助资金惠及全部人口。钱只到了很少的、被选择过的人手里。令人诱惑的援助资金到达以后,众所周知,可以被转移，因此那些获得资金的人把钱用来购买 消费品,而不是存起来。随着储蓄的减少,当地银行几乎没有什么钱可用于贷款 以促进国内投资。经济学研究已经证实:外援的增加与国内储蓄率的减少有关。
援助还产生了有害的排挤效应。尽管援助是为了通过提供贷款担保、进行投 资风险补贴、支持私人投资者共同集资计划等方式以鼓励私人投资,但实际上它妨碍了外国高质量资金的流入。事实上,一些实际调查显示,外国私人资本的投资随 着援助的增加而减少。这可能部分地反映了一个事实:私人投资者不愿意将他们 的钱投给一个依赖援助的国家,这一点在下文还会有详尽说明。
排挤效应的另一个结果是,高额援助减少了消费,形成一种资金很少用于购 买商品的消费环境。而这又几乎一定会导致价格上涨——这就是高通胀。
（二） 援助引起通货膨胀
价格压力是两面的。援助资金的流入使对当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指 一些非贸易品如理发、地产、粮食）。同时增加了进口商品与服务，如拖拉机和电视机。不断增加的国内需求对经济而言是无害的,但破坏性的注入资金则会 产生害处。
这些援助将造成复杂的影响。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假设一名贪官得 到了 1万美元。他用其中一些去买一辆车。把车卖出去后，汽车销售商也就有 能力买衣服了，而钱就转移到卖衣服的人手中。依次往下类推,随着更多人产生对汽车、衣服等的需求,在每个交易环节上都对国内商品价格造成压力。而这还 是一个积极贪污的例子。在经济落后的环境里,既没有很多车,也没有很多衣服出售,需求的增加就会使商品价格上涨。逐渐地,车与衣服都会因为需求而多起 来,但那时,通货膨胀也侵蚀了经济，同时又有更多的援助资金流入。很讽刺的 是，由于通货膨胀使经济环境不断恶化,更多的援助流入以“拯救生活”；我们就又回到刚才那个循环上去了。
这还不算最糟。为了与周而复始的通货膨胀作斗争，国内的政策制定者提高了利率。但很根本的一点是,提高利率意味着投资减少（因为借钱的代价变 大,所以无法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缩减意味着贫困 加剧;贫困加剧意味着援助需求增大。
（三）援助扼杀出口行业
以肯尼亚为例。假定肯尼亚经济体中有IOO肯尼亚先令（Kenyan ShilIing）, 相当于2美元。突然它获得了1万美元的援助。没人能在这个国家里用美元消 费，因为只有肯尼亚先令是法定货币，销售者也只承认它。为了花掉这笔援助资 金,就必须把美元兑换成肯尼亚先令。但肯尼亚经济体内只有100先令；因为人 们想要更容易地花光这笔援助资金,于是肯尼亚先令通过汇率自由浮动而上涨。 这损害了肯尼亚经济,如今已升值的肯尼亚先令意味着肯尼亚生产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变高了，使其贸易商品部门丧失竞争力（如果这个部门的工 资水平没有降低的话）o 一切都是公平的,援助扼杀了肯尼亚的出口。
这种现象被称为荷兰病（DUtCh disease）,因为20世纪60年代天然气收入 大量涌入荷兰,损害了荷兰的出口部门，并增加了失业。那时,这种现象的影响第一次被人们认识。多年来,经济学思想已经从原初的现象拓展开来，（任何） 大规模外来资金的涌入都被视为可能导致荷兰病。
即使在那些汇率固定、国内货币值不能自由浮动的经济环境中,荷兰病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援助带来的增长资金扩大了其国内需求,从而导致通货膨 胀。援助资金用于国内商品消费将推动国内供应有限的资源价格上涨——例如 技术工人——制造业（主要用于出口）将面临国际竞争,而所依赖的资源价值上涨使其生产的商品更缺乏竞争力。结果,这些行业的企业几乎不可避免地都会 倒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依赖外国资本的那些发展中国家更会使其货币坚挺。相应地,援助资金也使当地货币坚挺,并伤害制造出口行业,也就损害了长期 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认为,援助资金促使一国汇率提升从而 导致经济发展失败,援助也损害了贫穷国家弱小的制造业,妨碍了它们的出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项研究还证实,援助削弱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或出口行业（如咖啡种植园这样的农业）的竞争力。尤其是,接受援助越多的国家， 出口行业相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非出口行业的增长越缓慢。
援助对总体竞争力、工资、出口部门的就业（通常表现是在制造行业中的份额下降）乃至最终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考虑到制造业产品出口对贫穷 国家而言是实现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因此任何乍看起来对 出口不利的影响都需要加以关注。
而且，由于贸易品的生产部门是生产力提升的主要源泉,通过向它学习也会对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援助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会阻 滞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也会损害整个经济的发展。
最不可思议的是,援助不仅削弱竞争力，妨碍了贸易部门的出口创汇能力，而且使这些国家更加依赖未来的继续援助,让它们暴露在对援助依赖的所有消 极影响下。更甚者,政策制定者们虽然知道私人间的资金流动如汇款看起来不 会导致像援助那样可能诱发的负面后果（荷兰病），但他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忽视私人资金来源。
最后一点,为缓和荷兰病的影响（依赖其自身的经济环境），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般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有固定汇率的体制下）提高利率应对通货膨 胀,但不可避免地会损害经济,要么杜绝援助。
杜绝援助意味着政府要在经济领域发行债券或对民众打白条,作为回报,政府获得资金。通过这种手段,政府可以彻底解决援助带来的过剩资金问题。但 是，即使杜绝援助还是有其代价,这点之后将会探讨。
（四）援助导致瓶颈：吸收能力
一个普遍的情况是,穷国实际上不能使用富裕国家给它们的援助资金。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一国的财政水平和制度设施建设等都相对落后），它们缺乏足 够的技术人员、没有足够多的投资机会去积极使用这笔巨额的“横财” O经济研 究人员发现,财政水平较低的国家缺乏吸收外援的能力。在这些国家,财政系统 发展欠缺,额外的外国资源无法转变为财政可依赖的工业的强有力增长。
而援助资金在没有被使用的情况下将发生什么？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如果政府不用援助资金做任何事，国家还需要为这笔钱付利息。但考虑到前文论述 过的大笔援助资金带来的政策挑战（如通货膨胀压力、荷兰病的影响），穷国的 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做点事情。由于无法善用所有的钱（即使他们的本意如此），他们更有可能把钱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如前所述，这就产生了高通胀 的风险）。
为避免对经济的猛烈冲击,非洲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处理掉这些过剩资金；而这些过剩资金又要由非洲人买单。此外,为了支付援助资金的利息,对这笔钱 的处理过程（再一次发行地方债券以吸收掉经济中的多余资金）又对非洲政府 的底线造成了一次实际伤害。乌干达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2005年,乌干达 央行发行了与援助相关的价值7亿美元的债券;为此,每年乌干达纳税人仅支付这笔钱的利息就达1.1亿美元。
自然地,管理援助资金的过程对经济特别有害:政府需要支付的债务利息远 高于它通过掌握这笔钱所赚到的利润。
十一、援助与对援助的依赖
援助不仅带来腐败、通货膨胀、侵蚀社会资本、削弱制度以及缩减急需的国内投资等问题。对非洲的官方援助平均占到每个国家公共开支的10%和国内生产 总值的至少13% ,非洲对援助的持续依赖还带来大量其他问题。
援助助长了部分非洲政策制定者们的懒惰。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许多非洲领导人缺乏拯救非洲严重伤痛的紧迫感以及他们漫不经心的态度。由于将援 助视为一种永久收入（确实也如此），政策制定者们也没有动力去寻找其他更好 的解决办法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下文将提到,别的选择,如外国宜接投资和进入债务市场,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元和更有希望的前景。
与此相关,在一个依赖援助的世界里,穷国政府失去了征税的需求。少一点税收听起来不错,但税收缺失会导致政府与民众间自然调节的崩溃以及政府与 民众关系的失衡。换句话说,被征税的人几乎可以确定他们一定是得到了什么 才被收税的——正如波士顿茶党（BOSton tea Party）所说的“无代表权不交税”。
此外,任何理性的政府都应该思考各种形式的税收来支持政府事务的正常运作。在今天这样一种依赖援助的文化里，假如没有了援助（看起来不太可 能），一国的税收系统可能已经萎缩到无法完成征税任务的境地。
大规模援助、依赖援助的文化也鼓励政府发展出一些庞大而笨重、通常为非生产性的公共部门——这也是当权者为其亲戚朋友谋好处的一种方式。布恩的 研究发现,援助确实增加了政府的规模。
依赖援助的最后结果是,援助取代了非洲人的自我管理,造成了外来者试图 控制非洲命运并在非洲发号施令的局面。鉴于此,下述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 国际议程中非洲问题被高度关注,但非洲的话语权却被摇滚明星和西方政治家 把持。在世界舞台上,很少听说谁是由非洲人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如前所述，即 使权力平衡可能变化为有利于非洲政策制定者,但真正坐在政策制定驾驶座上的还是国外援助方(这也可以解释在过去50多年里,独立的非洲政策制定和国 家经济管理明显减少的原因)O因此,对援助的依赖进一步削弱了非洲人在他 们国家里制定对其自身最好的经济、政治政策的能力。依赖援助的文化渗透至 各个方面,在非洲没有一点儿涉及从援助泥沼中撤退政策的真正讨论。
十二、援助目标
《援助的死亡》不是第一本对作为发展工具的援助进行评论的著作。最早的评论者是生于匈牙利的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 O 那时“前援助模式"(pro-aid model)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鲍尔是唯一对援助持异 议的人,他的许多作品来自他担任殖民地官员时考察马来西亚和尼日利亚橡胶 工业的经验。他发现,那里繁荣的工业被巨额援助所消损，受援国也因而变得贫困。
鲍尔认为,援助资金妨碍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些钱最终都落到一小部分人手里,使援助变成“把在西方国家向穷人征的税给了它们前殖民地国家的统 治精英而使其致富的形式”。鲍尔最激烈的讨论集中围绕以援助为基础的理论 和政策与经济良好发展完全不协调。在现实中确实如此。尽管鲍尔在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那儿很受欢迎(撒切尔给了他贵族头衔①)，但到1992年他去世时还被排斥在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议程之外,他对援助发展 战略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忽视了。
最近,作者与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比尔?伊斯特利(BiIl EaSterIy)找到了众多在发展中世界关于援助政策失败的案例。保罗?科里尔在《底层十亿人》中 批评了普遍存在的不关注不同国家特殊环境的“一刀切”援助方式,主张更有区别的援助建议,而这才是那些受援国需要的。
或许所有这些著作都没提出什么清晰的、可替代的对非援助清单。但重要的是,还需要去说服那些积极落实援助计划的人。这些人执著于援助,觉得非洲 如果没有援助将会很无助,但却看不到别的东西。
下文将会讨论以下问题: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更好方式，已经在世界许多地 区如印度、俄罗斯、智利甚至在非洲本土国家南非尝试过的其他发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