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下:在过去的40年里至少有12个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增 长,特别是亚洲国家。它们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近10% ,这个增长率超 过了主要的发达工业国家。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降低了贫困程度。在某些国家, 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超过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这样的趋势还在继续。据估计,诸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 的经济增长率在2050年将超过所有发达工业国家增长率的总和。但是,同样经历了长达30年发展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依靠援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它们的经济没有持续地增长,甚至还倒退了。
有很多理由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援助对非洲国家不起作用。我们可以从地 理、历史、文化、种族和体制的角度来理解。虽然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解释为何非洲贫穷,但是没有哪一条能完全解释非洲贫困的原因。
有一种解释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与成功依赖于它的地理环境和地貌。” 这是地理决定论者杰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Cl)在其《枪炮、战争和钢铁》 (Gun, GermanJSteeZ) —书中提岀的。特定的环境因素比其他的环境因素更容易控制,正是这样,能够用相对容易的方式驯化和培育动植物的社会才能变得更 加繁荣。更确切地说,一个国家的气候、地理位置、植物、动物和地形都会影响到 人们以消费和出口为目的而生产食物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戴蒙德认为,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对控制大自然都具有差不多相同 的能力,但是生产原材料的能力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容易的。
非洲经济发展的经历表明,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不能保证经济 的成功。在20世纪下半叶,依赖自然资源变成了非洲发展过程中的阻力而非动 力。例如,许多非洲国家没能利用20世纪70年代发展商品贸易的机会,因而陷 于经济困境。(庆幸的是至少有5个很明智的非洲国家——乍得、赤道几内亚、 加蓬、尼日利亚和苏丹。它们设立了储蓄基金,将商品交易中的额外利润储存起 来。)不恰当的投资、甚至是直接的偷盗行为,使非洲国家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财富。油矿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安哥拉、喀麦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它们的 经济状况在这一时期也不容乐观,经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里尔(PaUlColIier)在 《非洲:地理与发展｝ ( AfriCa: GeOgraPhy and GrOWth) φ ,依据各国国情的差别把 非洲国家分为三个类型:资源匮乏但临海的国家；自然资源匮乏且处于内陆的国 家;资源丰富的国家(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是关键,无论是内陆国家还是临海国家)。第三类国家有明显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一般来说,在经济业绩上,地处 沿海但资源匮乏的国家的发展要明显好于内陆或是沿海且资源丰富的国家;地 处内陆且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欠缺发展。科里尔认为,这些因素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只有1%的增长。这种模式在非洲是普遍、真实存在的。糟糕的是,科里 尔提到,非洲的大量人口都在自然资源匮乏且处于内陆的国家。
环境问题在非洲国家显得尤为突岀，特别是在气候和地形方面。环境问题尽管如此严峻,但也并非不能克服。沙特阿拉伯夏天的气温很高，可以达到 49tCo可是同样被陆地包围的瑞士在夏天的时候却没有这么高的温度。
历史原因,如殖民主义,也经常被用于解释非洲发展落后的原因。殖民国家划分势力范围后在势力范围内建立的政治结构和官僚化的旧机构都和当地土著 人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强迫彼此抗衡和冲突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不会让国家建 设容易进行。1885年的柏林会议对非洲没有任何帮助,它是一次分割非洲势力 范围的会议。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等14个国家一道捏造了新的非洲 地图。他们随意划定边界而形成的非洲小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很难靠 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①
当然,也有一些未公开的内部的观点认为,非洲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非洲人本身。不管是文化上、思想上还是体质上,非洲人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在灵 魂深处认为,若是没有外国的指导和帮助,他们就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
用文化规范、社会习俗、宗教信仰来解释非洲不同种族发展的差异性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徒有助于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也是英国和欧洲国家工业发展迅速的原因。
在他看来,存在两个大的群体:相信预言和命运而不是财富的加尔文派教徒(CaIViniStS)和相信可以靠努力工作获得发展的新教徒(PrOteStant) O韦伯为消除非洲发展困境提供了两条路径:首先,非洲还是一个小孩,如果没有指导,光靠自 己是很难获得发展的，因此非洲要发展需要得到指导;其次,走经济可持续发展 道路,这需要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非洲——当然,依靠援助生存这样的模式,非洲将永远被认为是小孩。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非洲经济的落后是因为这里存在差异巨大的部落和种族语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存在约1OOO个族群,他们有不同的语言和习 俗。据统计,尼日利亚有1?5亿人口、400个部落。博茨瓦纳有100万人口、8个 大的部落。若以尼日利亚这样的标准划分,英国6 000万人口将被分为160个 不同的族群。
种族划分给国家留下隐患。最明显的就是种族间的竞争导致内部的不稳定和冲突，甚至引发大规模的内战。1967—1970年，尼日利亚的比夫拉事件 (Biafra CriSiS )就是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的种族冲突升级为种族 灭绝。
保罗?科里尔假定,一个国家的民族越多,它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就是在过去30年里非洲爆发内战的次数多于同样处于发展中的东亚地区的 原因。当国家出现衰退，不管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上，这都会导致内战的爆发。科里尔根据纯金融理论统计，内战的消耗高达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4倍。 在非洲，国家间的联系紧密,一个国家的消极战争后果会扩散影响到邻国高达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民族的异质性也是经济增长的阻碍。根据科里尔所说，在存在民族差异的地区进行改革是非常困难的。这解释了非洲与其他地区相比 长时间缺乏政策支持的原因。存在民族差异的地区更容易产生不同群体间的不 信任,而且提供公共服务的集体行为是很难达成的。特别是在民主国家,与民族分裂集团达成政策一致的前景是具有挑战性的。不变的是,在有内斗、陷入僵局 或跨种族的分裂的地区减慢关键政策的执行时可能会刺激经济增长。2∞8年 肯尼亚激烈的民主选举就是一个例子。现任总统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和总理拉伊拉?奥廷加(RaiIaodinga)所属部落的紧张关系，已经影响 到了政治进程和组织机构(联合政府就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谁都不能否认非洲存在颇多的种族争执。但是这从某些方面也表明了大多数非洲国家设法更好地和平共存,例如博茨瓦纳、加纳和赞比亚。在寻求打破非 洲经济发展的桎梏时,不能将民族间的差异当做借口。生为祖鲁人(ZUlU),永为 祖鲁人。但是就像其他部落的人一样,祖鲁人能够也确实正在与其他部族通婚； 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工作和娱乐。事实上,非洲人比其他地方的人都以更紧密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一一这里没有贝尔法斯特(BeIfast)、伦敦和纽约的民族区 域存在。此外,一旦陷入民族争执,没有一条公认的处理政策。这是一条“死胡 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团结起来,所有的公民都按弃民族差异并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
然而,缺少强大,透明和值得信赖的公共机构可以提供公共服务,政策和公正司法也作为另一种解释来阐述非洲贫穷的原因。
在《国富国穷》（7?e Wealth andPoverty Of NatiOnS ）一书中，大卫-兰德斯 （DaVid LandeS）认为,理想的增长方式应该由政府机构来提供保障——保障个 人自由、维护私人财产安全和契约有效、确保法律条款的有力实施（不一定通过民主的方式）o建立公正廉洁的政府、不介入私人寻租和规模适度的政府机构是必要的。
《帝国：英国如何塑造现代世界》（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m WorM）的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公共的法律体制和英国式的 民政管理是推动发展的两项制度。弗格森还提到，正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基础和 政府机构使得国家有效地进行投资（通过减少资本外流反对投资缩减）和创新。这包括法律的实施,避免过度的政府开支和奢侈浪费。相应地,这将催生透明的 财政制度、独立的金融主管部门、规范的证券市场,并将促使企业的规模和数量 获得增长。
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瑞克（Dani ROdrik）教授坚定地认为,一些机构可以 为资产提供可靠的保障,控制冲突,维护法律和秩序,使经济诱因符合社会成本和收益,从而实现长期的增长O在《寻求经济繁荣》（/" SearCh Of PrOSPerity ）中， 他将中国、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的经济大获成功归因于制度的出现（或是创造）。这个制度产生了以市场为导向的鼓励性措施,致力于保护当前和未来的 投资者财产权利益,扫清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稳定障碍。2002年博茨瓦纳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8 170美元。这个数值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 780美元）的4倍多。它的成功多是因为廉洁的政府机构。
相反,他认为,缺乏优良公共机构的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很难实现可持续。即使经济得到间歇性的增长,那也是脆弱的（如1997年前的印度 尼西亚），或是在健康或教育方面不能产生高水平的社会效益（如巴基斯坦）。罗德瑞克的统计表明，制度差异能使拥有最好制度国家与最差制度国家之间的 收入差距接近3/4。
当公共机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以某种形式（殖民时期的产物）存在的时候，总统的实权是最小的，而且时常变化。在稳健 的经济环境下,政治制度是国家发展的支柱。但是在贪污腐败横行和金钱决定 论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政治制度常常被证明是无价值的。
非洲未能产生任何有意义或可持续的长期增长。从表面上看，它受到地 理、历史、文化、部落和体制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确，完全否定上述解释非洲贫困历史的论述是不可取的。但公正地说，没有一个因素可以决定非洲永远贫 困。对非洲国家的这种控诉是不适当的。在不同程度上、不同国家中，当这些 因素成为解释非洲贫困的原因时，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要依靠援助。
一、援助有用吗？
从20世纪40年代起,非洲得到富裕国家近万亿的援助资金。这相当于地 球上每个人差不多可以获得1 OOo美元。然而,援助能起作用吗？援助的支持 者指出了援助起作用的证据。
（一）马歇尔计划
首先是马歇尔援助计划。正如之前讨论的,1948—1952年美国资助欧洲超 过13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 OOo亿美元）进行二战后重建。据历史记载，马 歇尔计划只是对重建欧洲战后衰败的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马歇尔计划不仅保证了经济的成功，同时保证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重建,这些对于西欧的和平与繁 荣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对非援助的想法源于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的成功， 但是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若是想当然地认为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取得的成就能够给非洲带来同样的效果,那就错了。
这是为什么？
首先,欧洲国家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援助。虽然受到战争的摧残,西欧的经济正在复苏,而且这种经济复苏可以利用其他资源。在实施的五年中，马歇尔计 划对像法国和德国这样较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好的时候达到2.5%, 对任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从来没有超过3%。与此相反,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靠的是大量的援助。目前,非洲1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靠接 受外国的发展援助——它接受的援助额是马歇尔计划的4倍多。在过去的50 年,非洲糟糕的经济表现表明,尽管获得了大量援助,但是它没能利用援助促进自身经济发展。
其次,马歇尔计划是有期限的。美国的目标是为接受援助条款并签字的国家提供资金,五年的期限满后就停止提供援助资金。与马歇尔计划短时间内大 量注入援助资金不同,非洲至少连续50年获得援助资金。援助变得持续不断,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援助可能被削减的威胁,没有感觉到可能有一天援助不再 继续,非洲各国政府认为援助是永久、可靠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理由担心它 将来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它们没有制定长远财政计划的动机,没有寻求创建发展基金,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坐等着兑换援助支票。
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与在非洲的援助计划有很大的不同。所有受战争蹂蹒的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存在相关机构。它们有过提供公共服务、 成功进行商业运作、制定有效的法律和社会制度的经验,并且曾发挥过重要作 用。战后只需注入大量资金使其重新运转。因此,马歇尔计划是个经济重建计划而非经济发展计划。尽管在二战时遭受破坏,但欧洲国家仍然存在政治和经 济的体制框架。而非洲虽然留有殖民时期的基础设施,但却没能获得发展。相 对于重建,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大量未经审查和无管制的援助资金流入,实际上将破坏建立长期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努力。同样是 获得大量援助（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欧洲）的爱尔兰却成功地获得发展。就像战 后的欧洲,爱尔兰所有的制度和政治机构只要有资金来使其重新运转就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用。
最终,马歇尔援助计划被明确归为体制建设。但对非洲的援助则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今最贫穷国家的公共服务、政治制度、军队、健康医疗、教育和 基础设施都要靠援助。援助渗透得越深,它的侵蚀就越深,依靠援助的文化影响 就越大。
（二）国际发展协会思维型国家
援助的支持者指出，过去依靠援助、后来不再依靠援助、现在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它们作为深受国际发展协会（IntematiOnaI DeVeIOPment ASSOCiatiOn, IDA）思维影响的国家而出名。这个协会聚集了当前经济发展最成功的22个新 兴国家,①如智利、中国、哥伦比亚、韩国、泰国和土耳其。协会只有三个非洲国 家:博茨瓦纳、赤道几内亚（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石油资源）和斯威士兰。援助者认为,受援国已经大大降低了贫困程度，增加了收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 提高。这些都得益于大规模援助计划。
然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受援国获得的援助资金相对较少,不足国家收入的10% ,并且援助期很短。20世纪60年代,博茨瓦纳接受的外国资金援 助占国家收入的近20% o这常常被作为国际发展协会成员成功的事例而受到 吹捧。事实上,1968—2001年博茨瓦纳实际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为6. 8%,是世界 上人均增长率最高的一个国家。但这并不是因为获得援助。大力推动市场经济 才是博茨瓦纳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贸易政策培养了企业的竞争力，货币政策变得稳健，国家的行政纪律得到维护。重要的是,2000年博茨瓦纳获得的援助 只占国家收入的1.6% ,其经济成功地摆脱了援助。而如今,大多数非洲国家还 非常依赖援助。
(三)有条件的援助
援助支持者还认为,带有条件的援助才会有效果。这种观点认为,捐赠者要 制定规则制度去控制局面,而援助资金应在这种条件下被分配给各国。这些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援助的成败。20世纪80年代对非洲有制约性的援 助可能成为非洲的“紧箍咒”。
有条件的援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对象需要服从美 国制定的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它们仅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要么接受条件,要么放弃受援助的机会。非洲国家同样也面临这样的情形。
援助者经常以三种方式对受助者进行有条件的援助:首先,采购式的援助。 接受援助的国家需要购买援助国的或援助国指定的某一团体的特定商品和服务。这种方式还扩展到工作人员的雇用;援助者雇佣自己国家的人而不是符合 条件的受助国家的穷人作为工作人员。其次,援助者对他们想要援助的部门和 项目享有优先选择权。最后,受助者必须同意援助者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政策。
在当前流行的追求稳定性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 是获得援助的必要条件。非洲要想得到长期持续的援助,就要将国家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减少行政干预，国有企业私有化 和消除贸易壁垒。接下来是实行民主化和有效治理，以至消除各种形式的贪污 腐败。
理论上,附加条件是有意义的。援助者把附加条件强加于援助的使用,受援 者必须服从。然而在突践中,这些限制性条件遭到惨败。最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办法制约腐败和糟糕的政府。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高达85%的援助资金被用在其他地方而不是按照最初的计划。这些资金常被用在没有收益的地方。甚至早在20世纪40 年代,援助者就已经清楚地注意到援助资金被挪用于其他项目的风险。1947 年，世界银行经济部副部长保罗?罗森斯坦一罗丹(PaUl ROSenStein-ROdin)就提 到：'世界银行以为它资助的是一座发电站，实际情况是，它正在资助一家妓院。”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援助的附加条件被受助者忽视,甚至被公然违反,但大量援助资金还在投入。在另一份报告中斯文森（SVenSSOn）指出，“一个国家改革的 成果或附加条件的履行情况和援助资金的投入多少没有联系” O这再一次证明 了援助的核心部分——附加条件——在实践中没有被当回事儿。
（四）援助成功需要好的政策环境
面对越来越多的有关援助不起作用的证据,援助的支持者们仍然认为,如果有良好政策环境,在那些财政、货币、贸易政策健全的国家,援助还是会起作用， 而且也起过作用。换句话说,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国家,援助会最大程度地发挥作 用。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伯恩赛德（BUmSide）和多勒（DOlIar）2000年公开发表 的论文正式阐述了这个论点。为什么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选择接受援助，或者 说为什么不选择更好的、更透明的融资形式,这仍是一个谜。
很快,援助者便对伯恩赛德一多勒理论产生了兴趣,并迅速开始在实践中检验他们的结论。例如,2004年,在“经济援助只有在政策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才能成功"的思想的激励下，美国政府给千年挑战公司（MilIenniUmChalIenge Corporation）®提供了 50亿美元,用以开展援助项目。在后来的实证工作中，伯恩赛德一多勒理论被证实是禁不起考验的,于是很快失去了吸引力。没过多久, 一种结论更广泛地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一方面,伯恩赛德一多勒理论是无关紧 要的或者说不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拥有良好政策的国家如博茨瓦纳，往社会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取得进展,而援助的意义在于帮助那些政策环境不好的发 展中国家。但是就算撇开实证分析,在稍后的讨论中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 援助不但没有对经济作出任何改善,反而可能使良好的政策环境恶化,使不良的政策环境更糟。
在论及良好的政策环境时,援助支持者所信奉的是,援助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会起作用，因为只有民主环境才能启动经济增长。从西方的视角来看，民主决 定一切。
事实上,有很多理由使我们相信民主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决定因素，因为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经济。自由民主（及其派生出的政治民主）保护了私有财产, 确定了分权制衡原则,捍卫了言论自由和合同制。正如政治科学家道格拉斯? 诺斯（DOUgIaSSNorth）长期强调的那样，民主必然要与公正、可实施的法律框架 \相联系。
援助支持者认为，民主可以给予大多数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而通过独 立的司法体系也相应地保证了合同的执行力。民主不仅保护你,而且可以使你过得更好。民主保证商业无论大小都一律受到法律平等原则的保护。民主还为 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机会以平衡政府的不公平分配。
美国经济和社会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lSon）认为,在民主政府的 统治下,刺激经济的重要举措如私有财产和合同安全的保护,更有可能得到贯彻实施。其实是民主增加了和平时期的公共事业费用，并引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 重要基础，即政治稳定。在奥尔森的世界里，民主政体通过两种途径帮助私营企 业:一种是建立维护私有制发展的体制框架（管理体制、法律条文等），另一种是提供那些市场不会有效提供的公共需求（例如,一条连接一个偏远村庄和一个 较大的贸易城镇的公路）。就本质而言，民主制度有制造人人受益的公共设施 的动机,而且相对于那些非民主制度如专制、独裁，民主制度更有利于财富的创造。
在这个世界上，民主制度被看做非洲经济的救世主,功能强大，比如能够清 除腐败,制止经济上任人唯亲,消除反竞争行为及低效行业,能从今以后永远消除一个“储君”任意地占有财富的能力。民主制度会寻求制定更加平等和透明 的经济政策,而这种类型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保持长期增长。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民选的政策 制定者出于自己的政治风险考虑,对防止经济灾难十分警觉。①另一项研究指出，民主政府满足公众需求的能力比非民主政府高70%。②但最重要的还是,援 助者确信在所有的政治体制中，民主制（也只有民主）与经济增长切实相关。
尽管在整个讨论（以及有关援助政策的对话）中，民主的潜在积极方面占据 了上风,西方援助者和政策制定者还是基本上选择忽略反对者的意见。反对者认为,在经济发展早期民主制度是无关紧要、甚至是有害的。在一个依赖援助的 环境里,这些观点不难想象。在援助支持下建立的民主制度并不能避免政府为 了自身利益变更财产权。这当然会降低投资的热情并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民主远非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是经济发展的绊 脚石。由于政党竞争和大财团的幕后操纵，民主制度难以产生有利于经济的法律。（不幸的是,很多国家经常出现较多的独裁者,他们都不太善良。）西方的思 维定势会错误地把多党民主制等同于一些高级规章体系（如有效率的法律,受 尊重的财产权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但它们并不等同。
我们不得不通过关注亚洲经济体的发展历史（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以证明上面那个观点。而且,甚至在亚洲之外,皮诺切 特（PinoChet）执政下的智利和藤森（FUjimori）统治下的秘鲁证明了非民主国家 也能取得经济成功。导致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是,无论有什么错误,这些独裁者都能够在表面上确保财产权,确保功能性机构的运转,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实施 （如财政和货币的管理），确保经济增长的投资环境，而所有这些都是民主所承 诺应该做的。这不是说皮诺切特执政下的智利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然而，这确实表明民主不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唯一路径。由于经济上的成就,智利已经 成熟地发展了一个完全民主的政体,并增添了一项新荣誉一2006年,产生南 美首位女性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iIe BaCheIet）。
最明显的问题是,外国是否已经援助了非洲新兴民主政体国家？回答是肯定的。这当然是就一些有选举制度的国家而言,尽管其中很多国家的民众不是 自由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进行选举,但是在一些地方,媒体仍然被限制,法规 也反复无常。
最实在的问题是,通过外国援助进行的民主输出是否真的会改善非洲经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那么清晰。有一些非洲的民主国家继续为公布可信的经济 增长数据而努力,例如塞内加尔在2006年经济增长率仅为3% ,但有一些被定 为非民主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却取得很大的增长,例如苏丹。
非常清楚的是，民主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并非援助支持者们所坚持的那样,恰恰相反,经济增长是民主的前提,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需要援助。
在《怎么使民主持久》（What MakeSDemOCraCieS EndUre） 一文中，普泽沃斯基 （PrZeWOrSki）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民主在一个人均年收入低于1 000美元的 国家可以平均持续8.5年;在人均年收入1 OOO-2 OOO美元的国家平均可以持续16年;在人均年收入2 00OT 000美元的国家可以持续33年;在人均年收入4 000—6 OOo美元的国家可以持续100年 而在人均年收入超过6 000美元的 国家,民主是无懈可击的……不管形势多么糟糕，民主都会存活，这是经济的 作用。
无人否认民主具有重要价值——它只是时机问题。
在发展早期阶段,投票与否对于遭受饥饿的非洲家庭而言是无关紧要的。未来他们可能会关心民主,但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对食物的需求。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需要的是不断增长的经济。
（五）援助的影响:微观与宏观的悖论
非洲有一个蚊帐制造商,他一星期大约制造500顶蚊帐。他雇佣了 10名工 人,他们中的每个人不得不赡养至少15个亲属,他们无论多么努力地工作,都做 不出足够的蚊帐来抵御携带疟疾的蚊子。
一位好莱坞明星花费了上百万美元召集群众并呼吁西方政府为非洲受疟疾困扰的地区捐赠了 10万顶蚊帐。捐赠的蚊帐被送到了非洲，随即就分发给了群 众,这就是所谓的“善举”。
在市场上泛滥着进口蚊帐的同时,非洲本土的蚊帐制造商被迅速挤出了市场,之后，那10名工人不能再赡养他们的150名亲属（现在被迫依靠政府救 济），并且我们必须记住,这些进口的蚊帐最多只能用五年，五年之后便会磨损得不能再用。
这是微观与宏观的悖论,看不出短期援助有任何长久的益处，更糟糕的是，它已经在无形之中破坏了任何脆弱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确实，当这样的看法得到关注的时候,短期援助可能已经起作用了。从总体上看,很明显,整体状况没有得到改善,长此以往将会更糟糕。
综合所有的案例来看,对短期援助的评价给援助成功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短期援助的价值几乎对解决非洲根本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应该衡量短期援 助是否有助于非洲的持久发展,是否在用一个可持续的方法使最大数量的人群 摆脱贫困。当我们以这个角度看待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援助是有所欠缺的。
尽管如此,食品援助①手段可以试着从另一个方面去实施,这个方法可以潜移默化地帮助非洲农民。这项计划将允许美国“食品换和平”计划（FoOd FOr PeaCe）预算的1/4用于在贫穷国家购买食品，而不只是购买被运到非洲的美国产食物。与非洲市场上充斥着美国食品而本地农民无法参与买卖的情况不同， 这一政策将会用援助资金从非洲农民手中购买食物,然后把这些食物供给有需 要的本地居民。以蚊帐的例子来说,捐赠者可以从非洲本土生产商那里购买蚊帐,然后出售或者捐赠给本地居民。我们需要更多类似的想法。
据估计,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投入非洲53个国家的援助总额 与1957—1990年给韩国一国的相同。有些人声称这是一种非洲需要的财政援助,事实上,这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没什么区别。
援助拥护者主张援助是有效的——如果没有起作用,仅仅是因为富国给的还不够。他们坚持援助的“大推动”（big PUSh）——以关键投资为目标的持续增 长的援助——可以使非洲摆脱一直以来的贫困；非洲需要大量的、更多的援助。只有这样,事情才会开始真正好转。
2000年，189个国家签署了《千年发展目标》（MilIenniUm DeVeIOPmentGoaIS, MDG） o®这个八点行动计划的目标分别有:健康、教育、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新 生儿死亡率、消除贫穷和饥饿。2005年,这项计划正式启动。一些国家需要每 年额外增加1 300亿美元的援助以达到这个目标。《千年发展目标》签署两年后,联合国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了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会上,捐赠者承诺从他们 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平均0.25%—0.7%的资金来增加援助,他们相信,每年 额外2 000亿美元的援助将最终解决长期困扰非洲的问题。实际上，大多数的 捐赠者都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援助拥护者就抓住了这一点作为非洲未能发展的原因。然而，“大推动”的主张揭示了援助存在的潜在问题一一资金被轻易改 用他途；即使对经济增长无害,也是毫无价值的。这种情形是可以改善的。援助 支持者们自己也承认,不受节制的援助资金始终面临着比投资更可能被过分消耗的风险。援助资金正在流向私人的口袋,而不是国库。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 和往常一样,没有人受到任何处罚或制裁。所以，有更多的援助资金就意味着有 更多的贪污。
整个援助惨败中最令人沮丧的一个方面是,捐赠者、政策制定者、政府、学者、经济学家和研究发展的专家心里明白,援助现在没有效果,过去没有效果,将 来也不会产生效果。在对援助捐赠者的评论中,英国贸易和工业部首席经济学 家说,“他们知道援助的胡话,但他们仍然如此兜售”。
不断的研究（许多研究是捐赠者自己作出的）表明,在付出数十年的精力和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后,援助没有给经济发展造成任何可观的效果。例如,2004 年克莱门斯（CIemenS）等人承认援助对经济增长没有长期的影响。1995年,哈吉米切尔（HadjimiChael）和雷切尔（ReiChel）发现了储蓄和援助之间的负面关系。1996年,布恩（Boone）得出的结论是:援助资金的消耗大于投资的消耗,而 且外援促进了非生产性的公共消费,但未能促进投资。
即使是最粗略地看一下数据也能发现,当援助与日俱增时,非洲的经济发展随着贫困率的增高而有所下降。在过去的30年里,大多数依赖援助的国家已经 显示出了平均每年0.2%的负增长。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援助驱动的干预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它们急剧地跌入贫困。例如,20世纪70年代前,赞比亚大多数经济指标呈上升趋势，而十 年后,它的经济几乎崩溃。纽约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比尔?伊斯特里(Biil EaSterIy)指出，如果赞比亚把从1960年以来接受的援助都转化为投资,并且所有的投资都呈增长态势,20世纪90年代初，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该达 到20 OOO美元左右,但是,1960年赞比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不足500美元。① 事实上,赞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应该至少是现在的30倍。1970—1998年,在对 非洲的援助资金达到高峰时,非洲的贫困率从11%增长到了难以置信的66% , 非洲约10亿人口当中的6亿陷入了贫困的沼泽——确实是令人震惊的数字。
反对援助的证据是如此得强有力和令人信服，以至于主要的援助提供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警告援助支持者,希望能把援助作为一 个发展手段而不是简单的给予。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醒政府、捐助者和 活动家,不要再主观地说增加援助就能解决非洲问题,只有认清事实才能获得新生的机会。
或许最奇怪的是,不论是商业部门还是政府部门,没有其他任何部门会在无懈可击的证据面前还坚持已经被证实的错误。
因此,在过去60年里,非洲虽然获得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援助,但这些援助 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好处。假如说援助是无害的——假如援助只是没有做到当初所承诺的行为的话,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问题在于,援助并非是良性的—— 而是有害的。援助不再是可能奏效的解决方案，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事实 上,援助本身就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