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不自由，毋宁死？
一句“不自由，毋宁死”，激励了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与独立而战。但是，没有人相信帕特里克是为了让大家去做人体炸弹送死。活着还是死去，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活得更好，活得有尊严。
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古往今来，人类的思想总有相通之处。就是这个“不自由，毋宁死”，我也在《吕氏春秋》找到了相应的论述。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叫子华的哲人对生存状态进行了分类：“全生是一种上佳的状态；亏生是要差一些的状态；死亡是更要差一些的状态；迫生是一种比死还要糟糕的状态。”这里的全生、亏生和迫生，可以说是关于自由的三种状态。一是完全自由、二是部分自由、三是完全不自由。转型期国家正好处于亏生的状态。按照子华的理论：“全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各个官能需求都恰如其分得到满足；“亏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官能需求只能部分得到满足，“亏生”的状态所以出现来自于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不够，“亏生”的程度取决于对生命价值的不尊重程度，“亏生”的状态越严重，就反映对生命价值的越不尊重；“死亡”，对于这个人类生命个体的状态还缺乏了解，大概是和没有出生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迫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各个官能需求都没有得到恰当的满足，而得到的又刚好是这些器官所不需要的、甚至是排斥的，也就是所谓不得自由、遭受耻辱地活着。你想看《南方周末》，他逼你看《环球时报》；你想林青霞，他非逼你想红太狼……也就是说，如果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不如死掉了。全生是100分、亏生是50分左右，死掉是零，而迫生则是一个负数。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
但如果真是因为“不自由”，就要“毋宁死”，我也是不能赞成的。
其一，“迫生不若死”，逻辑上有问题。一方面，如果你的生命处于“迫生”的状态，那么首先应该消灭的应该是“迫”，而不是“生”；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生命中有一部分不自由，而宁愿牺牲掉其他的自由。
其二，相较于“不自由，毋宁死”，我更相信“不自由，仍可活”；相信不鼓励个人牺牲，大家都来担起责任、积极行事的世界会更好。关于如何积极生活，我在《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一文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当你对罪恶视而不见，恶施加于人心上的恐怖的魔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现在的中国已经有很多自由，值得大家守卫与继续拓展。所以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份悲观，环境就多一分悲观”，“你默许自己一分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平常我们常会看到，如果有哪家媒体做了一个略显出格的报道，或者哪个作家写了有锋芒的书，立即会听到有人说，这家媒体要倒霉了，那本书要被封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心理预期不仅在为相关惩罚提供合法性或者民意基础，更是替人执政。中国人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中国人在预言惩罚方面却有着无人能比的参政意识与激情。
其三，不自由，仍可以创造。
我常听到人们抱怨体制有问题。这一点谁都不会否定。否则，我们目前这个时期就不叫转型期了。问题在于，作家、导演和学者们的无所作为，是否完全因为体制？体制问题是否已经成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心安理得的扫箭牌？
我一直喜欢看伊朗电影，在这方面有不少体会。按说伊朗的电影审查比中国要严格，但是为什么伊朗拍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如《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等等。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来谈伊朗电影中的“禁忌与悲悯”。常听中国人抱怨本土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影响了相关作品的理解与传播之外，我想这和中文小说缺乏悲悯的情怀以及对人类的普遍关心是分不开的。
B.霍金和鲍比
2004年冬天，我在巴黎惊喜地发现法文版的《活着》。在我看来，《活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具有人类大情怀的伟大小说。记得那天下午，我站在圣·米歇尔大街旁的Gibert Jeune书店里不断向法国读者推介这本小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超越人世无常之上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到两个人，他们都在用生命践行我所说的“不自由，仍可活”。
一个是广为人知的霍金。2006年霍金访问香港时，有位香港青年曾因意外导致全身瘫痪希望能安乐死，有记者以此为例询问霍金是否曾因身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霍金的回答是，“我有自由选择结束生命，但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在丧失语言能力的情况下，霍金表达思想的唯一工具是一台电脑语音合成器。他用仅能活动的3个手指操纵一个特制的鼠标器在电脑屏幕上选择字母、单词来造句，然后通过电脑播放出声音。通常造一个句子要五六分钟，为完成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他要准备约十天。
“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或者为这种病阻碍我实现的事情懊丧，这样的事情不怎么多。”此时，我们更能体会到他为什么钟爱“果壳里的宇宙”这一书名。“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 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那些认为这个时代不如意的，同样要调整心态，像在一个正常时代一样生活。
另一个人是法国《ELLE》杂志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他也是影片《潜水钟与蝴蝶》里的原著作者和主人公。如果你觉得人生漫长，无所作为，就看看他是如何写完一本书的。
1995年12月8日，由于突发性血管疾病陷入深度昏迷，身体机能遭到严重损坏。医学上称这种病症为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他不能活动身体，不能说话，不能自主呼吸。在他几乎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躯体上，只有一只眼睛可以活动，这只眼睛是他清醒的意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工具。眨眼一次代表“是”，眨眼两次代表“否”。他用这只眼睛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形成单词，句子，直至一整页的文字。他只负责活着，不去想“活着还是死去”这个无聊的问题。他必须不知疲倦地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为了写一本见证他生命的书。
对于鲍比来说，他的身体像潜水钟一般沉重，心绪却如蝴蝶一般自由。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时代太过沉重，太多困厄，时常让你艰难行事，你也可以将这个时代比作潜水钟，而你的自由精神同样如蝴蝶飞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