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关于自由有很多说法。它究竟是好词，还是坏词，得视条件而定，在此不妨简单罗列一下。
有些自由是被歌颂的。比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 é guidant le peuple），这里的自由同时是自由女神，妖娆的乳房，不仅唯美，而且哺育现代文明。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里自由也是好词。胡适在晚年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则将自由放到了次好的位置。
有些自由是被质疑甚至被诅咒的。自由有时候是个好词，有时候模棱两可，有时候则绝对是个坏词，正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
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L’homme est n é libre，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这里自由也是好的。但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变成了“自由引导野兽”。对此抨击得最厉害的是罗兰夫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这里，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坏词。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以强制为前提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其实质是奴役。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谈到法国大革命：“法国人希望平等，但当他们在自由中找寻不到平等时，就希望在奴役中找到它。”
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边上有个韩战纪念碑，纪念碑墙上的标语写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里的自由区别于上文的Libert é（即英文的Liberty）。同样是自由，它对于美国人是个好词，可在朝鲜官方看来又是一个坏词。
同一个人，他还可能既要求自由，又要求被奴役。站在皇帝面前，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名言——“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唯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在皇帝面前，路德是自由的；但在上帝面前，他又是不自由的。他那么乐意，那么清醒，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平常我们说自己是“良知的囚徒”，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愿奴役论”了。
有些自由无所谓好坏，只在于各有取舍。Beyond在《海阔天空》里唱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里自由指的是身心自由，是Freedom，它是好东西，但和现实往往会有冲突。而裴多菲的蜜月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Life is dear，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实际上包括了三种自由：生命、爱情以及后面特指的“政治自由”。有的人愿意为了政治自由抛弃生命与爱情，有的人不愿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理解也不同。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革命者，今天回过头来想当年如何出生入死，恐怕也有新的理解。
有关自由的理解还有很多。有些叙述则完全等同梦话，如奥威尔写在《一九八四》里的辩证法，“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这里的自由，不过是把手伸进手铐的自由，仍不是真自由。
B. 两种自由
最近一年来我对“国家”这个概念谈得比较多。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两个自由的概念，即上面已经涉及的Liberty和Freedom。
先说Liberty。自由小姐（Miss liberty）用的就是这个词。帕特里克说“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用的也是这个词。从词义上说，Liberty既指自由权，也有“冒昧，失礼;（对规章等的）违反行为; 不客气”等含义，作为复数用时同时还包括“特许权; 自治权，选举权，参政权，使用或留住权，活动范围，特许区域”等意思。而在哲学意义上，还有“意志自由”的意味。从这些意思中可以看到，Liberty主要协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当年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时，直接把这本书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意识到Freedom和Liberty不是相同的自由，所以将Freedom称为自由，而将Liberty译为“自繇”，以示区别。
说到严复的谨慎，这里不妨补充一下他对“Right”一词的翻译。1862年，丁韪良将“Right”译为“权利”，对此严复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以霸译王”。因为“Right”一词有是非之分，并不只有中文世界的“争权夺利”，还有正义，所以严复后来将它译为“民直”、“天直”。为解除国人对“Right”一词的误解与误用，尤其是在政治纷争中的有意歪曲，只讲“权利”，不论“是非”，胡适一再对“权利”一词重做解释。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民权的保障》，原载1933年《独立评论》第38号）
为避免词义与语音上的混淆，最近这些年又有人提出以“利权”代替“权利”，并由此重新引起了一场有关如何纠正“权利”一词的讨论。由此可见“权利”一词的问题一直未解决，成为好问究竟者心中的隐痛。
另一个词则是Freedom。在电影《勇敢的心》里，当手帕从天空徐徐落下的时候，华莱士当众喊的那个词就是“Freedom”。它倾向于指个体的自由。我讲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指的也是这个自由。
张佛泉（1907－1994）是胡适派自由主义群体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在《自由与人权》一书中区别过这两个词：Liberty多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可以开列一张明晰的权利清单；而Freedom 含义比较模糊，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并无公认的标准。以赛亚·伯林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说。所谓消极自由，说到底就是免于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可以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考虑到Liberty是政治上的保障，是一种底线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Liberty理解为一种消极自由；而Freedom作为一种进取的自由，可被视为一种积极自由。
C. 政治底线与思想自由
海涅曾经提醒法国人，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养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海涅抱怨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那里成了血迹斑斑的兵器，甚至成功预言了费希特和谢林关于民族优越性的浪漫信仰会在德国追随者那里造成反对西方自由文化的可怕结果。
不过，对于海涅的提醒，伯林并不完全赞同。理由是，如果这些教授能够产生致命的力量，那么化解这种危机的力量，不也来自其他思想家或者教授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并不害怕某种极端的理论，而是害怕没有与之相抗衡的理论。当观点使世界倾斜，平衡世界的仍是观点，而不是消灭观点。
在伯林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为自由预留一个底线，即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人就会彻底失去自我与自由。为此，我们应当在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使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褊狭，都将构成专制。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如果宗教、意见、表达、财产的自由等等在大革命时期得到保护，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就会是另外一种面貌。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伯林认为积极自由的政治观过于强调理性的指导功能，因而容易转化为父权式的教化政治，继而陷入专制主义。为避免遭此厄运，他主张西方自由主义之精义在强调消极自由。今日中国，生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多数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消极自由优先于积极自由。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能享受消极自由，便已经是一个大进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慢慢获得的开放、进步与宽容，是和大家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理解分不开的。即使是为众人批判的犬儒主义者，又何尝不是在享受消极自由。虽然没有公共精神，但并不参与作恶。回想几十年前打家劫舍、“向党交心”的中国，如果我们所求不多，这已经是革命性的进步了。
